(一)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言志”传统，主张文学应有为而作，对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现实有强烈的关怀意识。由于追求有所为，有所关怀，人们往往会将目的看作更为根本的东西，因此在诗学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将“言”与“志”截然分离，以“志”、“意”、“道”等作为终极追求，而忽视语言文字本身。兹举以下两例以为说明： 惠洪《冷斋夜话》云： 昼公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谓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传。”而古今文士多从而称之，谓之确论。独李元膺曰：“予反覆观此句，未有过人处，不知昼公何从见其妙?”盖古今佳句在此一联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梦中得之，盖当论其情意，不当泥其句也。如谢东山喜见羊曇，羊叔子喜见邹湛，王述喜见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状，特无诗句耳。① 又如王若虚云：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张九成云：“谢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予谓天生好语，不待主张；苟为不然，虽百说何益。李元膺以为“反覆求之，终不见此句之佳”，正与鄙意暗同。盖谢氏之夸诞，犹存两晋之遗风；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则宜其委曲之至是也。② 按照惠洪的说法，他认同李元膺的观点，认为谢灵运被广为称颂的名句并无过人之处，诗句之外有“意”存在，而这个“意”才是重要的，因此“当论其情意”，不应当拘泥于字句。这里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言与意是相分离的，并且言不能名状微妙的情意；在言与意之间，意是关键，诗句之言是情意的载体和工具。王若虚也认为此诗句并无佳处，他所谓“两晋之遗风”，当是从否定意义上指形式华靡而内容空虚的文风。王若虚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③。“池塘生春草”五字，自然平易，并没有传达高深的意义。惠洪和王若虚都认为，言是意的载体和工具，这种观点是对王弼语言观的引申。王弼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④这种二元划分的语言观，将语言形式与意理截然分开，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后者是目的，达到目的可以舍弃工具。语言形式本身的价值被遮蔽。因此王宝玹认为：“汉唐以至宋明多数学者都主张‘得本知末’，都将认识本体看作认识现象世界的前提。所不同的是汉人将本体看作宇宙万物的‘大全’，他们对本体的认识一般落实为对天文、气象、历法、政事及万物的研究，或者说，‘得本’落实为‘知末’；正始玄学家及唐宋学者多将本体看作某种义理，于是如何‘得本’的问题便与如何‘知末’的问题区分开来，遂在如何‘得本’的问题上产生种种分歧。可以说‘言意’的‘意’就是义理或本体，‘言意之辨’的辩论主体即在于如何对本体进行认识。”⑤与这种语言观相一致的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理论，认为文是用来承载、传达道的工具。换言之，在诗句、语言之外，有更为重要的东西“意”、“道”、“理”，获得了它们就可以舍弃语言、诗句。“意”是本，“言”是末，前者是形而上的本体，后者是形而下的材质，前者对后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后者仅仅是表达前者的工具而已。这种思路往往遮蔽文本的价值。 前文所引惠洪与王若虚的言论，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田承君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认识到谢灵运病体刚刚康复，步出居室，见春风和煦，池塘与春草的生机而豁然开朗，这种敞亮的心情与明丽的景物相遇，并通过诗句得到“彰明”或“开显”，这是此诗句的妙处所在。换言之，这句诗开启了一个诗意的世界。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诗人不是为了表达情志而使用语言工具，而是因自然景物的机缘进入陶醉状态，在语言中开显诗意的人生境界。在此，语言文字不是工具，它就是与诗人一体的生命本身。 对于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王夫之给予极高的评价： 诗中透脱语自景阳开先，前无倚，后无待，不资思致，不入刻画，居然为天地间说出，而景中宾主，意中触合，无不尽者。“蝴蝶飞南园”，真不似人间得矣。谢客“池塘生春草”，盖继起者，差足旗鼓相当。笔授心传之际，殆天巧之偶发，其数觏哉?⑥ “池塘生春草”，且从上下前后左右看取，风日云物，气序怀抱，无不显者，较“蝴蝶飞南园”之仅为透脱语，尤广远而微至。⑦ 汉人不为透脱语，所谓珠涵玉韫，自媚山泽。西晋始倡，则有“蝴蝶飞南园”之句；谢客踵之，“池塘生春草”遂为绝唱。玄晖一往，每拾清响；李侯佳句，见许杜陵。其宗风相嗣，如云门一二字，照天炤地，吟咏不废，此不可泯。“落絮无风凝不飞”，其来远矣。⑧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做此语?⑨ “透脱语”，又称“秀脱”语，“秀脱之句，率尔至极，则景仰‘蝴蝶’、康乐‘春草’始开其先”⑩，没有以往可以倚傍，也不为有所期待而预设目的，不借助思想意趣，也不细致刻画描摹，而是在有意无意间，情景偶然凑合、融洽无间的人生境界中创造出来的诗语。王夫之认为汉人诗珠圆玉润、浑然天成、不能句摘，魏晋以来诗情景隔离、雕琢做作痕迹较为明显，而情景融洽、自然天成的秀脱之句始脱颖而出。诗人亲近自然、体悟人生，具有博大宽广的宇宙情怀，“雅人胸中盛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故知诗非行墨埋头人所办也”(11)。这种诗的语言就是诗人活跃蓬勃的生命本身，不是站在绵延的生命之外的他者。透脱语不追求表达某种概念、观念，不是理性思考所得，也不是意欲的目的，更不会割裂绵延的生命过程。它本身就是生命诗意境界的开显。这种观点与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