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认知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具身心灵(embodied mind)的论题在晚近20年来的分析哲学，特别是心灵哲学领域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认知科学并不是从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传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具体学科，而是由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计算科学、人工智能以及哲学等不同学科整合在一起的全新的当代科学研究方向。据埃文·汤普森(E.Thompson)的观察，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认知科学关于心灵的研究形成三个主要理论模型：认知论(cognitivism)、关联论(connectionism)与具身动力论(embodied dynamicism)。①在与其他实验学科的合作中，当代心灵哲学利用认知科学最前沿的实验成果，重新反思近代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预设的心身二元论图景，并试图论证身体或具身化(embodiment)对于我们认知经验的不可或缺性。 当代哲学对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元论的拒斥至少存在两种主要策略。一是要保留笛卡尔主义关于物理物体意义身体的本体论前提，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意识性质的心智能从物理系统中生成的可能。二是要彻底拒斥笛卡尔主义二元论关于物理身体的本体论预设，强调被体验身体的概念之本原性。从第二种论证视角出发，当代心灵哲学引入了具身化或具身心灵概念，以反笛卡尔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②出于对被体验身体的强调，我们不难理解具身化这一重要心灵哲学论题，在20世纪欧洲现象学那里找到了其对话者和理论资源。 20世纪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的现象学反思是近代比朗(Maine de Biran)以来法国哲学独特传统与现象学理论模型结合的典范之一。通过这两个理论传统的结合，梅洛－庞蒂得以反思具有主体意义的身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身体的主体。也正因此，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在当代心灵哲学具身化思考中不断被征引。通过主要关注早期梅洛－庞蒂对于知觉关系性质的分析，我们将展示上述第二条策略中反笛卡尔主义二元论的可能。 尽管心灵哲学和现象学有相当富有成果的对话，但我们无法忽略两种理论间的重要差别。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反思对于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身体体验给出了细致的现象学描述，然而，他的现象学理论并不首先针对心灵哲学中的心身关系问题。相反，他所试图解释的是心灵与世界(自然、他人以及自我)之间理性关系的性质及其先验条件。在这样的知识论问题支配下，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所体验的主体身体是作为该理性关系的先验构成条件之一被引入的。毫无疑问，早期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知识论反思必然会导致反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元论的后果。毕竟，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图景中，无论是作为经验者还是行动者，在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首先是具身化的认知和行动主体。 本文将从早期梅洛－庞蒂与塞尚之间艺术对话这个语境出发来批评性反思梅洛－庞蒂早期具身化理论的基本结构以及隐藏的困局。艺术对话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知识论之间的关联看似有些迁远。然而我们选择这个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梅洛－庞蒂本人为关于哲学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清楚的哲学理论反思。在其早期现象学巨著《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梅洛－庞蒂清晰地界定了作为哲学理论的现象学的含义。在这篇现象学经典文献的结尾处，他明确地把现象学哲学的任务刻画为“揭示世界这个谜和理性这个谜”。梅洛－庞蒂这里所谓的“谜”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完全丧失，而是意义的不可穷尽。不仅如此，他认为现象学哲学研究与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瓦雷里和塞尚的艺术工作都同样是艰难的探索。对梅洛－庞蒂而言，现象学哲学与艺术探索的艰难性质基于它们各自领域工作的共同特征：“同样的注意与惊诧之风格、同样的对意识之要求、同样的要把握世界与历史的初始意义之意愿”。③梅洛－庞蒂所描述的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了对于理性，或更准确地说，具身主体问题域的哲学刻画。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尝试论证，早期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把具身化主体最终奠基在自己独特的“缄默性自我意识”理论之上。④在《可见与不可见》这部后期遗稿中，梅洛－庞蒂对于早期“缄默性自我意识”概念提出了自我批评。然而，他的自我批评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主体性问题域本身；相反他对于自我意识构成的被动性条件进行了说明。⑤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合法地把现象学哲学思考与艺术领域中的探索都理解为“现代思想的努力”。⑥ 早期梅洛－庞蒂对于塞尚绘画创作的分析被集中展现在其最重要的艺术哲学作品之一《塞尚的怀疑》中。⑦本文将要集中关注的，正是在《塞尚的怀疑》这篇文献中梅洛－庞蒂对塞尚艺术作品进行的哲学反思。尽管梅洛－庞蒂乐观评价哲学与艺术之间的临近关系，但他对于塞尚的理论分析从来不乏严厉的批评。在1962年4月致阿方斯·德·瓦朗斯(Alphonse de Waehlens)的信中，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严厉地批评了梅洛－庞蒂的理论解释与绘画本身毫不相干。他批评指出：“我甚至应该说……他(梅洛－庞蒂——笔者注)谈论绘画的方式就像是通过研究哲学家的笔筒和纸来讨论其哲学作品”。⑧尽管马格利特的批评直接针对的是梅洛－庞蒂后期《眼与心》这个文本，然而仔细的读者会发现他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后期梅洛－庞蒂关于塞尚艺术作品的具体艺术命题，而且针对他对于艺术作品的哲学理解方式本身。毫无疑问，梅洛－庞蒂对于塞尚艺术作品具体理解的变化伴随着其自身哲学发展。⑨然而，他始终试图把塞尚在其艺术作品中的努力，与其关于本原世界以及理性含义的现象学理论问题关联起来。⑩在梅洛－庞蒂的研究者中，迄今鲜有人对马格利特的方法论批评给出足够充分的回应。然而，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位艺术家的批评性评论，就不得不质问在什么意义上梅洛－庞蒂关于塞尚艺术作品的哲学反思仍然可以有价值。为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反思哲学理论与艺术作品之间对话的关系性质，从而从梅洛－庞蒂与塞尚的艺术对话出发来展示早期梅洛－庞蒂的具身化理论模型及其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