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重构

      非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对自身文化与历史认同的日益重视，挑战了社会学古典时期便开始建构的“非西方”形象。作为回应：一方面，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反思和批判。“非西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对其阐释经历了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的转变。①以西方为阐释中心的一元论现代性被多元现代性所取代。以艾森斯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多元现代性”话语，在方法论上继承了韦伯的文化分析遗产，强调非西方文化和传统在塑造自身现代性上的能动作用。②另一方面，在反思与批判的潮流中，许多存在殖民历史的非西方社会，对学科的历史和定位、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之间关系发出了独特的话语。这些话语有别于西方社会学对自身历史的剖析与批判，后者的实践对社会学的古典传统进行了重估。而非西方社会对社会学的考察则结合了自身的殖民历史，对后殖民社会学的追求，代表了非西方社会追求一门具有主体性社会学的政治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后殖民社会学，并不是将它作为一门社会学的子学科来讨论，去探讨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的制度化历史。本文的重点放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社会学，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社会学中心之外的南半球地区所作的反应。事实上，在众多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中，因为存在不同的殖民历史和记忆，社会学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展开，必然夹杂着地方性的情境与历史因素。这些因素会反应在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建设中。此外，在中国的语境下，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历史实践中，相比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些存在长久殖民历史的地区，殖民记忆并没有很强烈的渗入这门学科。但是，对后殖民社会学的梳理和探究，对同为西方“他者”的中国社会学，理解自身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后殖民话语的政治意涵：后殖民与社会学

      二战之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知识层面，社会学理论确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王朝，量化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日趋成熟，渐成行业标准；在制度层面，大学纷纷设立社会学系，社会学家获得稳定的教职。而在西方之外的地区，随着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兴起。那些摆脱宗主国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纷纷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追求自主性的发展，逐渐进入了“后殖民时代”。

      “后殖民”在本文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意义多歧，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事实上，像诸种“后”学所引发的争议与混乱一样，加上“后”学前缀的“殖民”同样衍生出了一系列概念，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que）等。相对于梳理后殖民概念复杂的历史谱系，本文的重点在于概括后殖民话语的政治意涵，同时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它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上。

      扬（Young）指出“后殖民”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包括去殖民化运动和主权独立取得的成就。同时，还包括结束殖民统治后，后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却可能进入新帝国主义的情境中，即在经济和政治上重新或者继续受到支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包括了去殖民化和之后的状况和问题。此外，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扬梳理了后殖民的谱系，认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来自西方，还包括三大洲的反殖民主义。它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而是西方与三大洲在历史、政治、文化上相互作用的产物。

      后殖民在这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概念，它不仅表示结束殖民统治之后的状态，同时还包含殖民统治的遗产以及新殖民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上的独立，并不能带来殖民主义的终结。它还留有需要继续清算的遗产，甚至是无法摆脱的新的殖民形态。前殖民国家试图对实现民族独立地区重新施加控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但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挑战和抵抗，作为一种战斗姿态，却形成了后殖民概念标志性的政治认同。在同西方统治和文化霸权的斗争中，根据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生产了诸多后殖民话语和理论。

      除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认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地缘认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离不开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地缘政治划分了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元关系。在冷战时期，更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不同阵营。具体而言，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曾沦为欧洲和北美的殖民地。扬甚至提倡用“三大洲”（tricontinental）的概念来取代混乱的“后殖民”。④在扬看来，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三大洲主义”是比“后殖民主义”更具体和准确的概念。其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反帝国主义会议。会议的成果是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为三大洲人民的反殖民运动提供支援。事实上，相比于后殖民概念，“三大洲”突出了其中的地理意义。但是扬的用法表明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的，单纯的只指涉地理范围的概念，它传达了强烈的地理政治认同功能。就社会学而言，不管是后殖民社会学或者三大洲社会学，其政治意味在于，在地理与政治认同上，它们存在结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常称的“西方社会学”一样，它本身便被当作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此外，后殖民语境下的政治认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除了追求民族独立，还包括文化思想领域的独立与主体性追求，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政治。因而，后殖民还蕴含了挑战帝国主义的知识计划，试图终结西方话语的霸权：一方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形成和历史发起批判。其中，萨义德的“东方主义”⑤、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⑥和阿拉塔斯（Alatas）的“学术帝国主义”⑦是相对显著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尝试寻求新的知识计划或者范式，替代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