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前年，我准备写一篇当代作家徐小斌的评论文章。有一日在《当代文学研究》上读到全文转载的《另类存在与一种精神面对》①一文，惊艳不已，随即打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因为我觉得，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种覆盖性的研究，再写，不过是续貂之作。后来我见到徐小斌，她也认为那是关于她的最好的批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孙郁。过了不久，我又在他的《写作的叛徒》一书中读到一篇关于路遥的短文，更是吃了一惊，因为我自己曾经写过几篇路遥的研究文章，自以为对路遥还是颇有了解，但孙郁的文章不同于流俗，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投射到路遥的作品中，用互文式的阅读逼进了路遥的内部精神空间：“路遥虽然不像贾平凹那么神异，在笔触里缺少古风，但他深味命运悲剧，能够捕捉到左右人生命的背后的因素。他看到了人的无力感，其实也就是奴隶态。……路遥对人间的歧视深恶痛绝，尽管只能在哀怨的层面讨论问题，但精神暗含的信息之多，在当时是少见的。”②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被流行的研究范式所忽视的命题。 这些文章在孙郁或许不过是牛刀小试，毕竟，一个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为志业的学者，顺着现代的高度和脉络向前张望，沉疴与病症往往一目了然。所要做到的，不过是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孙郁最让我惊讶的地方却也正好在此，现代和个人修养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洞察的视角，更有一种文体家的自觉。法国学者博蒂代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大概指书评或者媒体批评，长处在于及时迅速。职业批评大概指的是学院派批评，长于考据和学理，而短于感性和理解。大师的批评则指的是一种如夏多布里昂所谓的“寻美的批评”，要求的是“两个意识的相遇”，理解斯人斯文并对艺术创造力保持有深刻的同情。博蒂代的“大师批评”特指伟大作家所撰写的批评文字，比如雨果、波德莱尔等人。一般人当然不敢自比“大师”，因此让·斯塔罗比斯基提出了“理想批评”的形态，即，教授冒着风险撰写散文随笔。所谓“冒着风险”是指，敢于突破学院的教条和规范，以大师般的“审美同情”去理解作品，并有着独特的文体风格。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孙郁的批评在总体上近乎一种“理想批评”。阅读孙郁的文字，在叹服之余每每让我大惑不解，这些文字的脉络究竟从何而来?对于我这样长期接受学院训练的人来说，孙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他者。他自立于体系和理论之外——这些体系和理论往往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存在——他有一副独特的笔墨和笔法，具有强烈的辨识度，在千人一面的学术文章中，孙郁的文章大概属于那种“第一眼的情人”，过目不忘，并念念于心。 “50后”生人，属于我的父辈，他们的历史往往大同小异，如果要寻找不同，大概只能在生命内在的经验上予以区别。可惜的是，那一代人因为被宏大的历史叙述所裹挟，往往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缺乏深入的体察，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思潮中追思个人，却又总是不够彻底。在审美和经验上，粗糙的时候居多。孙郁是一代人中的“异数”，他以鲁迅、周作人等现代巨匠为研究对象，当然无法绕过时代和社会规限的命题，这些命题大部分属于宏大的叙述，如20世纪，如革命，如社会解放等等，但孙郁采用的是一种高度内在化的处理方式，时势和命运被转化为审美的观照，又在灵魂的层面进行着贴近的对话，这种为文为思之道，总让我想起一些日本的学者，最著名的如竹内好，他追问“亚洲作为方法”这类哲学思想的大命题，进入的方式却是个我在转折时代的人生经验。他论鲁迅强调“回心”一说，也是以个体鲁迅为本位，在这些方面，孙郁与他有很大的相通。 曾有学生在课堂问我：“什么是文章之道?”他的意思是如何写出好文章，有没有什么方法和规则。我笑答：“可去求教于孙郁教授。”这位学生究竟有没有去求教于孙郁，我不知道。但即使去了，估计也问不出太多答案。因为在孙郁的文章和思考中，其实高度内在化了一群人，也就是说在孙郁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文脉，这个文脉悠远而绵长，带着某种历史的回响。在文字的背后，是厚实的积淀。他身上折射着现代的许多侧面，鲁迅、周作人、胡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成全并丰富着他的“个我”。在最近出版的新著《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均只标注页码)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一文脉的发生、撒播、互动和传承。这本书集中了孙郁对现代文脉的梳理和思考，而汪曾祺，恰好是借以言说的最佳对象。孙郁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的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问题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第4页) 这遗失的文化部分究竟是什么?这正是孙郁潜在的问题意识。从结构上看，这本书不仅仅是汪曾祺的个人传记，而是借用传记体的形式，以批评的笔法，将汪曾祺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相互的勾连：“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孙郁在“后记”中如是说。这一群人包括“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后记”)。这些人，有的与汪曾祺血脉相连并已经成为文坛共识，比如沈从文，他们的师承关系被视作是现代文脉氤氲不灭的标志，“汪曾祺从自己的老师身上学到的，大概是爱意的挥洒、友善的倾诉。这是京派文学的精神”(第32页)。有些人则和汪曾祺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比如学者浦江青，这是孙郁独到的发现，他在汪曾祺的一篇文章《关于八仙》中嗅出了浦江青的痕迹。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汪曾祺受到过这位学者明确的影响，但孙郁更关心的是另外一面，那就是任何新鲜的面孔，背后都有其历史的缘由和根据。在浦江青和汪曾祺之间，孙郁看到了民俗学、文体感以及中国传统文人随笔的延续：“周作人式的小品要有智慧才行，浦江青的文字是逻辑与诗的，都不好学。汪曾祺得其一点，点染成片，遂成大势，但一面也弱化了思想。不及周氏多致，也无浦氏深厚。却不能不承认汪曾祺兼得前人的神采，自成一路，中断的传统在他这里衔接上了。”(第58页)我读研期间在课堂上讨论过汪曾祺的《受戒》，当时的博士生钱振文提交了一篇论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赏。他将《受戒》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中，从“去革命化”的角度讨论其“新颖”之处③。孙郁的研究进一步提醒了我们，汪曾祺关涉的不仅仅是“平行”的文学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纵深的”现代文化——甚至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而是可以追溯到晚明文学的中国传统复苏的问题。“所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的横空出世，不是空穴来风。”岂止不是空穴来风，这更是一种强大的文脉在蛰伏后的必然爆发。可惜的是，即使在今天，对于汪曾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其作为一个独创性作家的层面，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整体文化重构”的问题。孙郁则发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