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十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以下简称《再解读》。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收入论文十四篇，前面是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这“代导言”的主体部分，是对延安时期“大众文艺”的“再解读”，所以，书中的论文其实是十五篇。这篇“代导言”是书中唯一对“大众文艺”进行宏观性地再解读的文章，其他十四篇都是对具体作品的个案分析。增订版“附录三”是贺桂梅的《“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文章一开头，就对“再解读”做出了解释：“19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这种研究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各种文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借助于理论自身‘对语言或哲学再现性本质的越来越深、越来越系统化的怀疑’，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对于突破社会—历史—美学批评和‘新批评’这种80年代‘主流’批评样式，把文学研究推向更具体深入的层面，产生了较大影响。”(第270页)接着，贺桂梅列举了“再解读”的“代表作”，位居第一的就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贺桂梅的论文《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书中十五篇之一。作为“再解读”的参与者，她对“再解读”的解释应该是准确的，所以照抄在这里。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我颇有异议。十五篇文章，在论述风格和学术品格上当然不尽相同。这里主要谈唐小兵的三篇文章。 在单独谈论唐小兵的“代导言”之前，我想先谈谈《再解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与“革命文艺”的关系问题。 这本论文集，“代导言”之后便是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最后一篇是马军骧的《被掩盖与被美化的“大众”——凌子风新时期改编作品分析》。除了这一头一尾的两篇外，其他十三篇，研究的都是“文革”前的“革命文艺”，研究对象都与毛泽东的《讲话》有密切关系。但是，与所有这些“革命文艺”发生关系的，却并非同一个《讲话》。可以以1953年4月为界，把《再解读》中研究“革命文艺”的论文分为两种，前者基本上可称为“中共解放区文艺研究”，后者则不妨称为“社会主义文艺研究”。《再解读》中，研究“中共解放区文艺”的论文，唐小兵的“代导言”之外，有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周爱民的《“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而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论文，有李杨的《〈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的经典》，姚玳玫、王璜生的《面对“月份牌”：1950年代的中国新年画》，马军骧的《〈上海姑娘〉——革命女性及“观看”问题》，戴锦华的《〈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戴锦华的《〈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唐小兵的《〈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刘再复和林岗的论文所涉及的《春蚕》不算“解放区文艺”，但整篇文章却与《讲话》大有关系；贺桂梅所研究的赵树理，跨越了两个时期，但赵树理基本上是在“解放区时期”确立自己的文学形象的，所以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篇论文是“中共解放区文艺研究”。 《再解读》着眼于“革命文艺”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而这就与《讲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论文，有的行文中屡屡提及和引用《讲话》，有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和引用，但论述过程无疑也在《讲话》笼罩之下。《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影响二者的，并非同一版本的《讲话》。《讲话》口头发表于1942年5月，文字稿首次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是作为“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发表的。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话》收入其中。然而，《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时，是做了许多修改的。对此，胡乔木晚年有这样的说法： 《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明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像这样原则性的修改还有，如原来说国统区作家在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后改为“不同”。这表明毛主席并没有停留在原来那个地方，他对一些问题是很郑重、很认真的。① 我手头有最初版本的《讲话》，初步统计了一下，大大小小的修改、增删，有数百处之多。胡乔木谈到了“删”的问题。《讲话》在编入《毛选》时，或长或短的删节，有数十处。有时删去几个词，有时删去一两行文字，连续数行、百字左右的删除，也有多处。改，固然值得重视。但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来说，删，更值得重视。现在我们知道了，把影响“解放区文艺”的《讲话》和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混为一谈，是并不妥当的。然而，这本《再解读》中的论文，在论及《讲话》时，全都是指编入《毛选》第三卷中的《讲话》，在引用《讲话》而做注释时，出处全是1949年后的《讲话》修订版。唐小兵的“代导言”，没有在正文中直接引用《讲话》，但在一处注释中引用了《讲话》原文，并说明是出自胡采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而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这套书系，收入的《讲话》也是《毛选》第三卷中的版本。引用编入了《毛选》的文章却不从《毛选》而从其他选本引用，本身也是不严谨的表现。其他人好一些，引用《讲话》时都注明出自《毛选》。研究1953年4月以后的“革命文艺”的论文，这样做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研究1953年4月以前的“革命文艺”的论文，依照《毛选》中的《讲话》而谈论研究对象，就并不合适，因为影响那研究对象的，并非这个版本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