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4)02-0001-06 看生活中刘震云本人的面相，似不苟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观刘震云的小说面孔，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喜剧效果十足——笑：同情之笑，戏弄之笑，讥刺之笑，急智之笑，会心之笑，疼痛之笑，言此意彼之笑——寓庄于谐，此可名之为“刘式幽默”、“喜剧面孔”。刘震云的“喜剧面孔”，走路时身段很低，对目的地的希冀甚高，他似在追求以达刘勰《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谐词隐言”(《谐隐》)[1]，他似在追求以达李渔《闲情偶寄》中提出的“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科诨》)[2]。 当今的作家评论和多种版本的文学史均将刘震云归于“新写实”作家，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他与“新写实”们的“同”，主要体现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上——以小人物生存困窘和烦恼为图景。他的“草根情结”从来不曾消弭，乃至那“一地鸡毛”，竟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的关键词之一，成为文学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然而，我们切不可因为表象，便将他草草包裹在“新写实”的“豆荚”之中，看不见他与其他“豆”们的差异。我们更加有必要关注刘震云与“新写实”们的“异”：他以“一地鸡毛”拉近了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又以“喜剧面孔”特立独行地完成着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使命，他不屑“情感零度”，他难以“终止判断”，他以“喜剧面孔”揭示、讥刺种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无价值，譬如：对堕入庸常的麻木，对名实相悖的惯常秩序、法则的依从，对历史可怕的周而复始的熟视无睹等等。与此同时，他的“喜剧面孔”又有着对于情感、倾向性表达的极强控制力。于是，“面孔”与思维指向，表情与价值立场之间，就常常耐人寻味。直面悲剧，或许，正是他的喜剧式的绝望和毁灭，更能给麻木的社会躯体以举重若轻般的掌击，从而摇醒昏睡的人群。倘若一定要将刘震云挽留于“新写实”的队伍之中，那么，他便是“喜剧面孔”的“新写实”和“新写实”中的“喜剧面孔”。 一、“谐词隐言”的《新闻》 《新闻》写刘震云所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同行：一群媒体人的一次新闻采访。此等采访是京城众媒体组团“走穴”到基层，也是地方政府制造宣传效应的大动作，是大事非小情，是工作非儿戏，是正经非闹腾，可刘震云却一步一步消解了正经大事的“神圣”。他首先消解了媒体和媒体人的神圣：报纸各以“甲乙丙丁戊壬癸”名之，记者各以“大头、大嘴、糖果、瘦瓜、小粉面、尤素夫、鱼翅、寸板、大电、二电”等不甚恭敬的绰号名之。《新闻》从令人忍俊不禁又无话可说的“男女之间”——集合地点设在火车站“男女厕所之间”——开始了。小说一一历数这临时组团的团长和团员们那些搬不上台面的公干私情，吃喝拉撒，表里不一，名实不符，由此引出另一类更加搬不上台面的地方政府接待风波，报道对象易主风波。小说情节于嬉笑之间接近了事件的关节点：由报道、宣传市长主抓的“芝麻变西瓜”工程到报道、宣传书记主抓的“毛驴变马”工程。“工程”一词具有戏言成分，更具奇异的联想功能；“芝麻变西瓜”，“毛驴变马”之“变”亦具奇异的联想功能——焉知还有哪些“西瓜”和“马”不是种出来和养出来，而是“新闻”“变”出来的呢?然而，作品指涉的深刻性并没有到此终结，文本的前台是“新闻”的报道者与报道方式，报道对象的一波三折，文本的后台则是左右该事件的官场风云，官场规则和潜规则里的明道暗渠、明争暗斗、利益纠葛、复杂关系等等。小说中，新闻与新闻人的物欲横流和红包；新闻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新闻与官场的跟人站队，投奔倒戈，政策多变，虚实莫辨；新闻与真话、假话、官话和民间私话……刘震云以“言非若是”，“说是若非”于倒错之中的笔法，“谐词隐言”的曲笔勾勒浮生百态，表达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小说结尾颇有意味：众记者大功告成，返京聚会，实习小记者不胜酒力，酒后吐露心曲，“失望”竟是核心词语。众人开导：“噢，你是怪我们把你带坏了?污染你了?原来把我们想得很神圣，现在不神圣了是吧?告诉你，神圣就是不神圣，不神圣就是神圣，这是生活的辩证法!”[3]那位开篇伊始便一副嘻哈之相的团长大头，不禁也会“泪流满面”——当代知识分子尚有良知未泯，却终未能独善其身，又在“考虑组织下一个采访团”了。 小说在抨击时弊的同时，对本应承担“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媚俗、堕落予以自省。“喜剧面孔”乍看没心没肺，没羞没臊，坐不正站不直，油彩涂抹其肤，谑词裹挟其言，夸饰装扮其行。然而，作家的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已然成为“喜剧面孔”之下的那颗“心”。陈思和先生在与他的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时曾强调：“刘震云的作品是新文学传统一脉相传的‘嫡系’。”[4]174“有些地方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文学传统。”[4]175陈先生如此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二、“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的“官场”系列 刘震云的“官场”系列小说包括《单位》、《官场》、《官人》，前文所述《新闻》以及《一地鸡毛》也可各算得半部官场小说。我们关注“官场”系列，以下几点不可忽略： 其一，小说发表的时间与叙事方式的关联。《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官场》，《人民文学》1989年第4期；《官人》，《青年文学》1991年第4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段，民众享受着变革的果实又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既充满着加速推进改革的理想和激情，又不满于附生其中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弊端。面对现实，百姓有话要说，甚至说话的方式也不再像“文革”刚结束时那般吞吞吐吐、心有余悸。作家急于、勇于、敢于代言，其后很快又明白了善于代言的重要。“叙事策略”成为小说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不动声色的“刘式幽默”便是其中有意味的话语方式。 其二，小说的透视点。“官场”系列均以“小林”或隐性“小林”为透视点。“小林”何许人也?《单位》、《一地鸡毛》的主人公，乡下孩子进城读书，学而优则初涉官场——这种身份设计很微妙，以农村出生背景观城市生存环境，以有着丰富底层生活阅历的小民看“上流社会”浮世绘，并且终于步入了“上流社会”，自卑、惶恐、错愕、兴奋兼具；在生活、秩序、规则、权势的重压之下，理想大厦层层崩塌，所憧憬和仰视的对象慢慢揭开了面纱。青年知识分子“小林”身上多少有着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小公务员伊凡，卡夫卡《变形记》里被职场压垮的格里高尔的影子，他更有着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吃苦、节俭、坚韧、执著，既随波逐流，又坚守着底层社会凡俗的正义感，但最终却是个人难以对抗法则，被环境绑架和异化。于是“自嘲、自解、自乐”成为小公务员底层挣扎、舒缓压力的宣泄方式，否则，“小林”们也许真得被“一个喷嚏”给吓死，或者变成“人虫”，变成那块馊了的“豆腐”。刘震云坦言：“在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5]正是躬身下蹲的草民视角，可看不该看之事，可说不可说之话，那么，草民式的嘲讽、谐谑即成为顺理成章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