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有个很怪异的现象，似乎离开性，就不知道小说该如何推进。一度，在不少作家笔下，性作为小说叙述的动力，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脉络，甚至，性成了唯一的叙述动力。此外，性亦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就连并非以描写性小说闻名于世的契诃夫，也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一部中篇小说如果没有女人，就像机器缺少了润滑油那样无法运转。”①契诃夫的话不无道理，纵观中外小说发展史不难发现，性已然成为小说魅力的源泉，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无论西方文学史还是中国小说史，写性的小说，不计其数。单从当代作家看，“文革”后，数十年的性压抑、性禁忌逐步缓解，人的生存威胁获得了解除，性的问题就变得很突出了。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的生存完全感的增强，两性问题就成了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它在文学中比以往得到更多、更全面、更深刻的表现，恐怕就带有必然性。比如，此一时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等，都因为写性，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作品。此后，性书写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木子美、上海宝贝等一干专营“性事”的作家。再如贾平凹，被称为最会写性的男作家，从“商州”到《黑氏》、《天狗》、《美穴地》、《废都》，可以说，一路下来，性几乎成为贾平凹小说的招牌菜。但贾平凹新作《带灯》，却了无性趣，完全抛弃了性书写。这是否预示着贾平凹已经完全抛弃了性书写?贾平凹为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文本忽然变干净了，他为何会抛弃写《废都》的美学观点?我想，这值得思考。放大一点讲，这是否也昭示着，在性禁忌已然过去数十年，转而发展为性泛滥的当下中国，作家的性书写完全显得多余，性已不再是小说的叙述动力和小说的魅力所在? 《带灯》相较于贾平凹其他小说，显得十分别致，抛弃了性描写后，贾平凹通过日常、琐碎的乡村工作图景，将带灯这位新时期的乡镇女干部塑造得特别饱满。性在文学中，只是点缀，就如盖房子，故事、语言、人物、思想性等等这些文学性最基本的指标，才是房子的栋梁，而性，充其量只是瓦当。过多地描写性，不仅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还会伤害作家本身。因《废都》被闪了一下腰的贾平凹，经过二十多年的尝试与探寻，似乎在《带灯》中找到了新的书写观和美学观。 一、中国文学性书写的历史脉络 文学中书写性，并非当代作家之创举。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性书写一直存在。中国文学在“载道”的规约和禁欲主义的礼教制约下，连描写男欢女爱的作品，都被视为不道德，更遑论性书写。但“载道”与礼教只是在面上扼杀了性书写，根据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的研究，其实早在西汉末年已有许多描写性的文学出现，只是因为印刷术尚未普及，手抄本未能传于后世罢了。现在所传的性欲小说，大都是明以后的作品，茅盾据此断定，中国性欲描写始盛于明代。“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起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②至《金瓶梅》，中国古代小说的性描写达到了一个高峰。 据茅盾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性描写，走入了写实的魔道——将性爱场面和房中术作为了主要描写点。少有像《金瓶梅》那样，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性只是其说事的道具的小说。使性书写走入魔道的主要原因，在茅盾看来基于两点：一是禁欲主义的反对，二是性教育的不发达。③ 到“五四”后，倡导个性解放，在反礼教的呐喊声中，一批作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融入了性描写，比如郁达夫，他甚至在《雪夜》中大胆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嫖娼的经历，郁达夫这种诚恳、不避讳道德压力的写作，目的是为表现自己的真，强调自己的真。其实，在反对礼教与向西方学习的双重召唤下，“五四”时期不少作家都如郁达夫一般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性。郭沫若也曾经这样形容郁达夫：“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五四时期作家专注于性的书写，其目的主要是反传统，呼唤个性解放，张扬人的主体意识。此后，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性书写慢慢萎缩。尤其是“文革”期间，连文学的生存空间都被挤压无几，更遑论写性了。 “文革”后，国家重新步入正轨，且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稳步发展，长期的禁欲与性压抑忽地得到了释放。“改革开放以来，《伤痕》是第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由此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改编成电影时，第一次出现女人乳房的镜头。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有描写偷窥、性爱和通奸的情节”④，“欲望有多大，压抑也有多大。而在人的诸多欲望中，性的欲望是最强烈的，它就是生命冲动本身，它所激起的压抑能力也是最大的。”⑤“文革”后，整个社会的性压抑都太持久，需要释放，由此，此后的一些文艺作品的性描写尺度越来越宽，由局部喷射到了全面外溢，最终泛滥成灾至上海宝贝等一帮“宝贝”，赤裸裸地展示自己的性行为和滥交史。这和明代性书写大行其道一样，有社会需求的一面。另外，性书写从正面发展到非理性、毫无节制，恐怕和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浮躁，唯金钱、肉欲是瞻分不开。 贾平凹是中国最能写性的作家，不仅小说，甚至散文都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贾平凹的性书写，自有“文革”后整个社会的世情、国情因素，但亦有贾平凹自身的因素，或者，这才是贾平凹之所以热衷性书写的根本原因所在。据贾平凹在《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所透露，他自小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这种秉性在他上学后，越发严重，他的成绩很好，但老师和家长都担心他“生活不活跃”。他写道：“后来，我爱上了出走，背着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偶尔空谷里走过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还小的女孩子，那眼睛十分生亮，我总感觉那周围有一圈光晕，轻轻地在心里叫人家‘姐姐!’，期盼她能来拉我的手，抚我的头发，然后长长久久在这里住下去。这天夜里，十有八九又会在梦里遇见她的。”⑥在文中，他还讲述了第一次走出秦岭在车上拨动过一位长得极好看的女孩的脚，以及暗恋一位村里的女孩的事。这是否可以解读为，年少孤僻的贾平凹从小性压抑，木讷自闭，拙于社交，对于两性关系充满好奇，想入非非。少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写作肯定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否就是贾平凹长于写性，不厌其烦写性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性。对待女性，男主人公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⑦这话有些人身攻击的成分，但并非完全无道理，任何文本分析，都不应脱离作者自身及作者所处的时代探寻。在《带灯》的“后记”中，贾平凹坦承，“几十年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于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有些像模像样了。”⑧根据茅盾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性书写历史的梳理，性文学描写始盛于明代。像贾平凹这样的奇才，扫遍中国古典及文人笔记，自然也不会落下那些禁书吧。网上就有好事者将贾平凹小说中的性描写和古代色情小说做了对比，从中不难发现贾平凹性书写与古代性书写的姻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