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07-0056-06 1920年初，《少年中国》杂志的“诗学研究号”上，连载了田汉近六万字的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此文在早期的新诗理论文章中可谓鸿篇巨制，虽以新诗为话题展开，但内容远远溢出了当时新诗讨论的核心话题。田汉基本上是以青年恋爱婚姻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其五四前后的诗学理念往往被忽略。实际上，在1920年代的新诗草创语境中，这篇具有学术论文建制与规模的长文，无论对新诗话题的讨论方式，还是对诗人人格养成的思考都显得特殊而有创见，有必要专门对其研究。 首先，《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虽以新诗为中心话题，但作者的视野非常开阔，在近代文艺与社会思潮变迁的框架内谈论新诗，并将问题潜在指向少年中国学会的“新人”塑造与社会改造话题，使田汉的诗学思考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当时普遍的浪漫主义诗学架构。而且，其将“劳动”这一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实践性的概念，纳入到对新诗主体确立的理解中，虽未给新文学带来强劲的主体机制，但却提供了新的诗学视野。因此，无论是将其放回早期新诗理论的历史脉络，还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文本背后的历史丰富性都有待打开。 一、“劳动”与新诗主体的确立 《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最初连载于《少年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的诗学研究号上。《少年中国》杂志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言论质实，在关注社会问题之外，同样致力于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两期“诗学研究号”便为会员诗学问题研究的成果集中。众所周知，俞平伯于1919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新诗专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紧接着胡适发表《谈新诗》对新诗草创经验作出总结，进而引发了新诗理论的第一次讨论热潮：在《新青年》之外，“《新潮》、《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灯》、《文学旬刊》、《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也发表了一批新诗理论文章”①。《少年中国》“诗学研究号”的编刊，自然与此次新诗理论热潮直接相关。然而，以胡适的诗论为核心，早期新诗讨论是在“新旧之争”的框架内，围绕诗体解放、语言形式等话题展开的，而《少年中国》的诗学讨论似乎自成一体，特别是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无论是其谈论新诗的参照系，还是内驱力都独树一帜。 《诗人与劳动问题》全文长达六万多字，单篇占去两期诗学研究号的一半篇幅，虽以诗歌为写作缘起，但整篇论文以主要篇幅介绍近代西方社会与文艺思潮变迁的历史，知识性远远大于思想性。论文虽然体格庞大，但逻辑架构却极为简单，全文共五部分组成：一、何为劳动与劳动问题；二、何为“诗歌”及诗人；三、诗的运动与劳动运动；四、讴歌劳动的诗歌；五、诗人与劳动。文章前两部分是对劳动与诗歌概念的知识性溯源，从第三部分开始进入核心话题，着重分析“劳动问题”生成的历史，以及其对于文艺领域的影响。依据田汉的研究，欧洲语境中的劳动问题出现于十五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持续存在，直到十九世纪，伴随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劳动者的圣经《资本论》的出现，劳动问题才有了现实的解决方法。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思潮逐渐渗透到文艺领域中，诗歌的疆界不断拓展，诗人成为自为劳动者，赞美人类劳动的诗歌开始出现。 论文的核心结论虽然在第五部分的“劳动诗歌论”，但整个论文头重脚轻，第三部分反倒成了论述中坚。但由于此部分多为田汉阅读笔记的拼贴，焦点不集中，极为艰涩。其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在于大量引文所折射出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在文中，除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艺十讲》，田汉引用了“惠特曼的介绍者、当时以‘民众诗人’而知名的白鸟省吾的评论集《民主的文艺的先驱》，基督教社会活动家、以贫民窟的体验而作的自传体小说《超过死线》而成为畅销书作者贺川丰彦的《精神运动与社会运动》，还有岛村抱月的《近代文艺之研究》，另外当时已‘劳动问题研究大家’而知名的北泽新次郎、新人会会员麻生久的论文，更有‘民本主义’的论客、室伏高信的《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者’堺畠素之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生田长江《新诗作法》等等”②。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家大都有着明晰的社会主义倾向，田汉此时的思想倾向可见一斑。 由《田汉年谱》的记载可知，《诗人与劳动问题》写作于1919年底，此时田汉因受日本大正时代社会改造氛围的影响，正处于思想的激进时期。据其一九一九年写给左舜生的信中所言，他当时正怀着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切望，害着“知识热的精神病”，“想对中国痛下功夫”，因此，收集并阅读了大量关于“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两性问题”等社会问题的书籍③。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和日本以及在东京的各国革命家与学生组织的“可司母俱乐部”，以及作为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产物的东京帝大新人会。从思想与行动的轨迹来看，《诗人与劳动问题》可谓这一时期“知识热的精神病”的产物，田汉之所以在文中大谈劳动问题，以及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当与“大正时代”的文艺思想与社会改造氛围有着切近的关系。 当然，论文并未止于对近代文艺思想与“劳动问题”的介绍，以此为基础，田汉最终提出了理想诗人人格的确立问题。从单纯的诗学理念来看，田汉对于诗歌的理解有很强的浪漫色彩，他认为诗产生于人的灵感，是人类“自然本能的歌唱”④。而正因为诗是人类本能的产物，他得出“人格即诗”、“做诗人的修养就是做人的修养”的结论⑤。同时，以“人格修养”问题为中介，田汉提出了《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的核心论点“劳动诗歌论”：“做诗人的修养就是做人的修养”，做人的修养首先在于劳动的修养，因此，做诗人的修养首先也便在于劳动的修养⑥。而对于“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田汉的解释则具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其分析语境中，“劳动”等同于“工作”，是诗人与其他职业者在社会中共享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即蔡元培所谓的“人为工作而生活非为生活而工作”⑦。其以英国斯迈尔氏(Sumnel Smiles)著的《人生与劳动》中的一段话，做了更详尽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