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993年6月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十七万字的长篇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什么十八年后才在书中谈这部长篇的创作，陈忠实解释说：“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①。由于这个原因，《白鹿原》问世后许多出版社约写“自传”都被他谢绝。2004年冬天，陈忠实的老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乘来西安主持研讨会之机再提此议，陈似有心动，最后仍然作罢。还是改刊后急欲抢占卖点的《江南》杂志表现生猛：“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我稍微做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②5月写成的首篇文章被陈忠实作协同事、《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拿去连载，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故事不让人惊奇，当代作家档案中的很多故事与此大同小异。不过“十八年”这个时间段却具有微妙意味。十八年，足令这个当红作家从批评家和媒体的吹捧包围中平静下来，冷眼打量自己走过的三十年文学道路。小说《白鹿原》与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以下简称《寻找》)两本书之间，就这样出现了一种相互审视的距离，形成一个对读的景观。 一、小说与地方志 《寻找》告诉我们，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陕西西安郊区灞桥，1962年毕业于西安第三十四中学。高考落榜后，回乡任毛西公社小学和农业中学教师，长期做公社基层干部。他一直遗憾没念大学，小说创作道路不太顺畅③。陈忠实1965年春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散文《夜过流沙河》，1973年在《陕西文艺》发表《接班以后》、《公社书记》等小说，曾是当地栽培的“工农兵作者”。他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还写过一二十篇中短篇小说，但顶多是全国二流作家和陕西本地知名作家。在小他七岁和十岁且名满天下的路遥、贾平凹面前，陈忠实只能紧跟后尘毫不松懈。他不聪慧然倔劲十足，丁玲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书主义”对他刺激很大。况且灞桥与他终生崇拜的柳青蹲点的长安县毗邻，常年生活在这位小说巨匠身边，谁都难让自己紧绷的文学神经松弛下来。他在《寻找》中发狠地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④这书指的就是《白鹿原》。但陈忠实对长篇小说这想象中的“史诗”一直心存畏惧。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这种小说只能出自19世纪的文学巨匠之手，出自柳青之手。1985年后的陈忠实渴望着新的出发。《寻找》说：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告诉他，“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如意所可类比”⑤。他对如何驾驭史诗性的小说规模心中没底，可禁不住在文学前辈的光环下蠢蠢欲动：“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他记得1974年在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时，除“毛选”外，还“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藏在窑洞里细细琢磨了半年——“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而将长篇小说落实到人物塑造，他认为柳青贴着人物写历史的做法对他影响最大：“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但他纠结的是，新时期文学已大异于柳青、王汶石的文学年代，“十七年”的“柳青传统”应该搁在自己文学世界的哪个位置上，变成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首先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⑥。 柳青和王汶石都是陕西“本地人”。确切地说，“柳青传统”应该是一种本地人的“文学传统”。许多一生专注个人家族及其“地方志”的作家，最后都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例如鲁迅、沈从文、柳青、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等。路遥、贾平凹也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80年代末“告别革命”的思潮开始从北京传到西安城，这时陈忠实正醉心于美国人赖肖尔的著作《日本人》。不过，《小说评论》编辑李国平认为另一本书也许能解开作家心中的困惑：“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很有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⑦他承认，“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⑧。这种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实际是对家族、革命、传统、情欲和习俗人性的忠实记录，它是当地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日志录”。被“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提醒所关注的“地方志”，因此悄悄绕开新时期文学创新探索的潮流，同时扫清了他与柳青、王汶石之间的历史障碍，被借用到《白鹿原》的构思过程之中。陈忠实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被路遥、贾平凹笼罩的阴影。这才是他重新出发的地方。 1986年4月到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辗转三县埋头查阅地方志⑨。1986年初春他盖完新屋，便迫不及待背起挎包，趟过家门前的灞河(春水有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乘上去蓝田县城的班车。沟壑纵横的白鹿原在车窗外展开，又一一闪过，“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⑩。这是19世纪长篇小说里的自然和历史场景，它们令作家激动。这种史诗般宏伟的陕西的山川河流曾在柳青《创业史》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多次出现。陈忠实是怀揣着这块19世纪伟大长河小说的模板踏上查阅地方志征途的。反过来说，藏在资料馆的长安、蓝田和咸宁三县神秘莫测的地方志，也在这里指引他，激励他身怀抱负去重建心目中理想的长篇小说。他知道，他这是在重建个人意义上的“白鹿原”的“历史”： 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