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在鲁迅日记中留下了简洁的史实记载。在鲁迅自述创作历程的《呐喊·自序》中,对这些年的追忆只用了寥寥数语:“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①许多年来,鲁迅便寓在S会馆里钞古碑。 在S会馆“钞古碑”这一场景,因为鲁迅的叙述,构成学界对鲁迅绍兴会馆时期(1912年5月——1919年11月)想像的基础②。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③ 钞古碑是一个概要的说法。《鲁迅全集》对钞古碑专门做过一个说明:“钞古碑 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在教育部任职,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④这个解释简略概括了鲁迅公余钞古碑的活动。鲁迅对于金石学的兴趣,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在绍兴会馆时期,又特别致力于此。有研究者述及鲁迅曾想编纂一部六朝碑拓文字集成,因此编写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⑤。据现存鲁迅辑录金石目录可知,《六朝墓志目录》是《六朝墓名目录》的前身⑥。此外,鲁迅辑录的金石目录仅现存的就还有《汉画象目录》、《唐造象目录》、《嘉祥杂画象》等,并抄写《百砖考》、《汉石存目》、《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等⑦。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绍兴会馆时期为鲁迅文学的潜伏、准备、孕育期;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于钞古碑、辑校古籍、读佛经,因此这七年被划入“十年沉默期”。鲁迅为何在这段时期致力于钞古碑?目前学界普遍依照周作人的解释,将之视为鲁迅的韬晦策略。鲁迅为什么要钞古碑,收集碑拓画像,真的如他所说是“没有什么意思”吗?周作人专门写有《抄碑的目的》做出解释: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⑧。因此,钞录古碑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⑨。周作人对鲁迅钞碑的目的解释只揭示了鲁迅钞古碑的社会历史背景。 鲁迅钞古碑的动机还有更具体更深层的原因。首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点是,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直接相关。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务的首项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又有“五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⑩。博物馆、图书馆在现代中国是新兴事务。“欧美考古学的资料多数归博物馆与公共团体所有。”(11)“博物馆与遗物的保存有密接关系,更兼有研究与教育两种意义。”(12)鲁迅写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的“播布美术之方”就包括保存碑碣;壁画及造像。因此,鲁迅的钞古碑并没有陷入一个个人爱好的狭小空间,和仅仅是韬晦策略的消极状态。 学界忽视鲁迅钞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学界长期忽视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实绩,以及鲁迅与教育部同事的交往。而这些史实在鲁迅日记中有清晰的记载。 征集金石拓片本身即属教育部的工作之一。1916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晨钟报》上登出启事征集全国金石拓本。 京师图书馆以历代金石拓本流转于民间者实为不尠,若不搜集保藏,势必散失,殊为可惜,昨已呈经教育部咨行各省征集全国金石拓本送交图书馆收存,以免散失而保国粹云。(13) 民国教育部注重西方教育理论、资讯的翻译、介绍,也涉及到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介绍。1913年,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二册至第四册的“附录”栏里登载了法国考古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主撰图书的目录:《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14)。这本书是1913年1月27日邮寄到教育部的,是由前清驻法使署寄致前清学部,逾岁而始达(15)。据这篇目录的作者猜测是法国极东学会(俗译法国博古学堂)“于光绪末年遣员游历我邦,归有所记。”(16)其目录中包括——第一编 汉刻:河南登封县石阙、四川雅州府石阙、孝堂山石室、武梁祠(含孔子见老子画像)、两汉诸石刻;第二编 景纪五稘至八稘间佛教雕刻:附近大同府之云冈诸石窟、河南府附近龙门窟、河南省鞏县石窟寺、济南府千佛山、佛教碑刻杂集;第三编 唐宋陵墓;第四编 各博物藏品;第五编 石刻文字;第六编 景物(17)。鲁迅在191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首次将该月刊寄给绍兴的周作人(18)。在鲁迅同一日的日记中,还有教育部同事赠拓的记载:“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19)胡孟乐赠鲁迅的汉画像拓片是山东武梁祠画像佚存石拓本。《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中也有武梁祠画像石,据此可推断鲁迅应该是读过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