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文学与思想是鲁迅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但文学与思想在意义层位上孰先孰优的问题是“鲁学史”的一桩讼案。鲁迅在世时，李长之就毫不含蓄地认定他是“诗人”和“战士”，而不是“思想家”。而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鲁迅》被译介到国内之后，再次激起了轩然大波。“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①是竹氏的核心观点，从中他亦宣称：“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②。相关的“辩诬”与“捍卫”之作此起彼伏，至今未歇，当然“与吾心有戚戚焉”的应和之声也是不乏其例。文学与思想在意义层位上孰先孰优直接关涉到对鲁迅文学观的把握，思想与文学以何种面目匹配与呈现就是文学观的深层表征。关于鲁迅文学观的“费解”与“引人纷争”的问题，有学者就指出：“然而，如果人们真正拨除长期‘左’倾认识论的迷雾，并能全面考察与辨析鲁迅在许多不同历史时期所作的不同表述，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发现鲁迅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小说观念)其实还有着更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有着远非以‘启蒙’、‘为人生’就能囊括的文学观念理念”③。在我看来，试图对这两个“鲁学史”上难以规避而又聚讼纷纭的命题能有所回答，都应离不开鲁迅的文学(主要是小说)发生学的考察。其实包括竹内好在内广大学者都应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少有人对《呐喊·自序》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两篇“自述”特别是前者做出深入的解读与发掘的。因此本文拟将紧扣《呐喊·自序》，同时又将以小说文本本身予以对照和佐证来获得鲁迅小说发生学的相关认识，进而为上述命题的解答提供一种尝试或“偏见”④。 《呐喊·自序》下笔便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字里行间，鲁迅是近乎掷地有声地、明白无误地将“《呐喊》的来由”交付给了“偏苦于不能全忘却”。“偏苦于不能全忘却”所对应的“宾语”又正是“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因何而起呢?鲁迅以自述心路历程即“家道中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即求学)——“日本学医”——“看幻灯片，弃医从文”——“办《新生》杂志，失败”的方式予以了回答。众所周知，鲁迅似自幼就以“局外人”的人格姿态“孤立”于国民的对面，表露出一股与之难以沟通、难以和解实则愤懑和批判的意绪。“有谁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无言的凄凉、莫名的孤独、难掩的怨怼自是流溢其中，可以认定彼时的“我”所传达的情绪与有着明确径向的“国民性”批判之间是存有距离的；另则，鲁迅能完成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又是离不开如上情绪的累积。抑或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历经所有生命行旅和心灵屐痕之后，所感慨系之的依然是“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呐喊·自序》)，前呼后应了起来。“寂寞”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在常态经验的视域下，显然为负性的，鲁迅自己也说过：“又有什么意味呢”。换言之，“我”是有挥别过去、斩断寂寞之念头的，但“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记忆带给作者两难之苦，记忆就等于寂寞。这种“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便凝结成鲁迅式的“记忆诗学”。 “记忆诗学”是文论史上老生常谈的命题。柏拉图认为，文艺创作就是源于对“理念”的回忆。弗洛依德认为，童年的创伤记忆对艺术家的后世创作影响巨大⑤；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则以形象的方式阐述了这种“记忆”是“无意识”或“非自主”的；在相关基础之上，有论著进一步指出：“由于文艺家的情感活动优势，他的记忆是一种凭借身心感受和心灵体验并凝聚、浓缩着丰富情感、情绪的心理活动方式。这是一种较充分地体现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情绪记忆’”⑥。鲁迅式的“记忆诗学”无疑与文论史上的“记忆诗学”交集鲜明，但“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作为鲁迅的强势创作心理动因，其内蕴和表征的独到面是突出的。在我看来，它主要是由“放不下，苦”，“不甘寂寞”以及“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自我警示之心理机制等三个维度建构而成。它们正镜像着主体与“自我”、与“他人”、与“时间”的关系处理，表达的是主体在“在世”与“忘世”、“个人”与“群体”、“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精神纠缠和心灵挣扎。显然，此“创伤性记忆”不仅仅是属于童年经历的，而更是鲁迅动笔之前整个生命体验的最深沉灌注和全部心曲的最真实谱写；它确乎隶属“情绪记忆”范畴，但它又不同于此，它更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精神和理性意识，与鲁迅的“立人”思想即不能做一个“健忘”⑦的人等铆合对接在一起。事实上，《呐喊·自序》对鲁迅“记忆诗学”的三个维度是有过充分交代的： “放不下，苦”表征在“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鲁迅自述《新生》杂志流产之后，便似乎滋生了所谓彻底的虚无味道和绝然的挫败感。这是一次饶有意味的象征：“我”的“终极绝望”正源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而此前，“我”一直是抱着“希望”或“梦”想的，尽管换来生命旅程中的每一次转捩与新的开启，都是以或失败或悲哀为代价的。“我”之所以在跌倒中又爬立起来，一路逶迤而来，就在于“我”一直没有“放下”，不愿“沉入于国民中”，不愿“回到古代去”。《新生》流产之后，“我”从沉寂麻醉即沉溺于个人、“与世隔绝”到最终应诺再度出山，表面上是实出无奈——“自有我的确信”，但是“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而这正与《故乡》中所写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应起来。徐麟曾提出“虚妄哲学”⑧来涵盖和辨正鲁迅思想中的“希望”与“绝望”、“有”与“无”等意蕴。其实，“放不下，苦”正是“无限性和不确定性”⑨的情感面孔与意象写照。究竟采取何种姿态看待身居其中的世界，“我”纠结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