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现当代进行诗词创作的人，值不值得成为研究对象，可不可以进入诗词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名声等等，而在于其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达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称道的新变。 ◎目前的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除了少数几位具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背景外，绝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这种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直接导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足。 ◎现当代诗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诗词在现当代时间段里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诗歌史有机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才能敏锐捕捉现当代诗词的新变，准确评骘诗人诗作，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聚讼纷纭的症结作出公允评判。 近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四川诗人周啸天成为第一个以传统诗词获此殊荣的人。且不论周诗水平如何，是否当得起这么一个沉甸甸的奖项，仅就鲁奖能够认可诗词文体这一点而言，亦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国家最高文学奖正式关注和承认诗词创作，不仅有利于客观评估现当代诗词的价值和地位、重构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观，而且对于传承诗词、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新诗逐渐登上诗坛正统地位，传统诗词处于被忽视、被排挤的境遇。然而，诗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绵延不绝地发展着，于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如抗日战争)还会在社会上绽放出绚丽的光焰。且不说深受传统文化陶冶训育的旧诗人或诗词研究者、爱好者在现当代仍然公开或隐秘地进行着诗词创作，就是那些新文学的健将或著名作家也有不少“勒马回缰”做起了“旧诗”，如闻一多、臧克家等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华诗词学会和其他省市县乡甚至基层单位各级各类诗词学会、诗社的纷纷成立，喜欢诗词并操觚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就水平和质量而言，现当代涌现出的黄节、柳亚子、聂绀弩等一批杰出诗人，放在数千年诗词史上，也是光芒四射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现当代诗词遭遇了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无视、冷落。古代、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截止于五四运动。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出于某种狭隘封闭的文学史观，有意在研究中“压迫”或“屏蔽”诗词创作。唐弢先生主编的影响颇大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拒绝书写旧体诗，即代表并影响了相当一段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观。如果说在新文学成立之初，对传统诗词的有意“压迫”仍带有为新文学维护合法性的焦虑，可以理解；那么在新文学已获得正统地位，需要全面、客观、严肃地梳理总结现当代时间段里的文学现象和成就时，这种文学史观就显得有些狭隘、片面和主观。1980年1月，作为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姚雪垠致信茅盾，对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质疑，主张把旧体诗放在“大文学史”应包括诸元素的“第一”位置来讨论。姚氏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但两年后，于聂绀弩《散宜生诗》出版之际，胡乔木为之作序，认为“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旧体诗已有认可，无疑对重估现当代诗词价值有积极影响。随后，毛大风、丁芒等当代诗词的评论者都为现当代诗词的成就和遭遇鸣不平。80年代末，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著名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不少研究者逐渐关注现当代诗词，主张应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90年代，国内兴起“国学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现当代诗词的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较为火热。不仅相继出版了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等10余部专著，而且有数十位博士、硕士将论文题目聚焦于现当代诗词，如王巨川《清末民初时期新旧诗学互训》、徐晋如《二十世纪诗人征略》、孙志军《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等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是有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虽然不无遗珠之憾或概略之弊，但毕竟筚路蓝缕地将长期以来被正统文学史“屏蔽”的文学现象——现当代诗词呈现在学界和公众面前，并且推动其成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正如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所云：“在当今学界，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有望在未来数年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现当代诗词有其存在价值，勿将其变成新文学的附庸 目前的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除了施议对、曾大兴、胡迎建、刘梦芙、马大勇、曹辛华等少数几位具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背景外，绝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这种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直接导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足。 首先，受关注较多的是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其次是某些名人(如政界名人毛泽东、学界名人陈寅恪和钱钟书等)的旧体诗。这种选题倾向往往基于新文学或名人研究的考虑，并不一定出于现当代诗词本身的判断标准和价值立场。比如，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按实际研究对象看，称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论稿”更为恰当。再如，《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朱文华)、《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吴海发)也把很大篇幅给了新文学作家或各界名人。不少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如李怡《鲁迅旧体诗新论》)对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并非不能成为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对象，作为个人的研究选择，无可厚非。问题是它们并不代表、更不等同于现当代诗词。学界的主要研究聚集于此，或某些学者即用此概称现当代诗词，除了可能以偏概全、“抓芝麻丢西瓜”外，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研究格局和潮流似乎隐含着如下前提：现当代诗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作品；现当代诗词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消解了现当代诗词及其研究的独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