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刊物《今天》，近些年已经发表了多种资料和学术成果。这些著述多以《今天》的前史(比如“白洋淀诗歌群落”和“地下文学”)、《今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以及作者为重点，而对《今天》的传播状况和读者接受关注不够。原因自然是资料的缺失：目前可以看到的读者资料以零散的回忆性文字为主；回忆者基本是当时的编辑，兼有一些专业读者，即成名的作家或批评家①。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低估《今天》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无视《今天》是一个公开发行(而非“地下”)的刊物。 笔者有幸从《今天》编辑部的成员鄂复明先生处得到一批《今天》编辑部的原始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订户与读者来信，多达一千余封。除此之外，还有编者复信、读者稿件以及非常详尽的订阅资料、收发记录等等。这批资料不仅对研究《今天》的发行与传播有重要价值，而且对认识和理解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社会与文学转折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也可能起到参照作用。本文是笔者对这批文献内容的大致描述和初步研究，供学界参考。 一、一份公开的文学刊物 据鄂复明先生回忆，在《今天》创刊到停刊的不到两年的时间(1978年12月到1980年10月)里，收到全国各地近千封来信②。如果大致以“两年”和“千封”计，几乎《今天》编辑部每天都可能收到读者投函。考虑到当时远远说不上明朗的政治走向，以及这是一份最初靠张贴扩大影响的刊物，很容易想见当时的读者对于《今天》的热情。 订户以刊物创办地北京为最多，共258个，接近全部在册524个订户的一半③。有很多订户是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纪念堂等公共场所看到张贴的《今天》或购买了零售的《今天》，一读之后，或心有所动或意犹未尽而致信编辑部④。除此以外，还可以从信件中了解到其他读者获知《今天》的途径：京籍插队知青或外派工人回北京看到了张贴的《今天》；在北京的亲友的来信向他们热情地介绍此刊；非京籍人员到北京出差、上访或探亲访友时在西单、王府井、纪念堂、虎坊桥等地读到了此刊；还有的人只是听说北京新创刊了一份有活力的文学杂志，托人打听到了邮政地址。 “同时代的人遥距千里，《今天》将担负起联结我们的使命。”⑤订户谢舒在1979年9月8日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即便放在当下，《今天》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足以令人惊叹。从地域分布看，除了江西、西藏、台湾和澳门外，包括香港(有9个订户)在内的其余二十八个省级行政区域都有订户，其中不乏“宁夏永宁养和公社王太学校”⑥这样比较边远的地址。此外，《今天》订户中还有多名在华留学生，香港也有刊物转载和评论过《今天》刊发的作品。 从信件内容看，很多订户在当时就意识到了民间刊物和《今天》存在的价值。有订户认为，在《今天》上揭载的作品“远远超过了当今报刊的作品的水平”⑦，“一份刊物相当于十万军团，她带给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⑧。有订户在索要订阅卡的信件中，引雪莱的《自由颂》“一见到你曙光的前锋，/暴君和奴隶都成了夜影”，表达他对《今天》的感受和期望⑨。还有读者认为《今天》是活动的“民主墙”：“其思想大有启蒙运动、新文艺运动时的解放，其作用，不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⑩“《今天》应最大限度地发行和扩散，这是一种极有希望和生命力的事业。”(11) 诗人西川曾提出《今天》的出版形式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间诗歌刊物开创了一个“小传统”(12)。他的说法得到不少人认同和引用。从《今天》始终未获正式注册和自行编印等方面看确实如此，但从刊物发行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有待辨正。后来的民间诗歌刊物(知名的如江苏的《他们》、四川的《非非》等)的读者与《今天》的读者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以人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的同好为主，传播方式以赠阅、交换或极少量的邮购为主，只能算是圈子的内部读物；而上述《今天》发行的实绩表明，《今天》在当时是一份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开刊物。以往学界将《今天》看成“地下”刊物或“地下文学”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刊载过很多“文革”时期写作的“地下文学”作品；但经由《今天》发表后，这些作品得以向社会公开，并产生了可以确证的读者回应，此时再用“地下文学”的角度视之，就很难对从“文革”到“改革”的文化文学生态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13)。 此外，诗人柏桦曾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一文中提出“《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相似”，并将之和前苏联与东欧的“萨米兹达特”并称(14)。实际上，“萨米兹达特”(Samizdat，更常见的译名是“萨米亚特”)几乎完全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主要用各种隐秘的方式在“地下”的文学圈或文学爱好者中间传阅。与之不同的是，《今天》不仅通过公开张贴、零售和订阅的方式发行，还曾向主管机构提出过注册申请，有公开的编辑宗旨和固定的编辑部联系地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频频被诸如《诗刊》这样的全国性刊物以及《安徽文学》等地方性刊物转载。很多和《今天》同一时期的民间刊物在当时多次声明，他们不愿意被看作“地下”刊物，因为这会成为一种“欲加之罪”。而在“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获得了某些正面意涵的当下，再将之视为“地下文学”会不会显得有些悖谬?特别是，促使《今天》停刊的意识形态力量，一直借助所谓“非法”、“地下”等措辞来渲染包括《今天》在内的民间刊物的异端色彩，为其审查的合理性说项，在《今天》已经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当下，再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式，来遮蔽《今天》的公开性，并强化其对体制的对抗性因素，会不会形成另一种新的文化上的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