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抗战时期被划分为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以及上海“孤岛”等不同区域，因为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区的翻译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狭义的国统区常被称为抗日大后方，而狭义的大后方又主要指西南地区。①由于受知识分子和作家队伍的复杂性、国民党统治的弱点以及区域文化渗透等因素的影响，大后方翻译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一 大后方翻译文学的繁荣 大后方翻译文学因为抗战的需要得以繁荣，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园地中最厚重的单元，代表了该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最高水平。 抗战时期是中国翻译文学最繁荣的阶段。有学者曾认为八年抗战期间，“我国的翻译事业放慢了发展的脚步，进入了现代翻译史上一段芜滥沉寂的时期。”②此论述不符合翻译文学史实。根据统计，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间，“1939至1949第三个十年的译作计有1689种，大约是第一个十年的3.2倍，比第二个十年增长70种，略有上升。”③翻译文学繁荣的量化指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作的出版数量，二是报刊杂志上刊登的译作数量，单凭出版数量来确定翻译文学是否繁荣有失偏颇。从以上翻译文学作品数量的对比中可以粗略地看出，抗战时期虽然全国的政局和形势十分动荡，但翻译文学在整体上还是有了较大发展，迎来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硕果累累的金秋。抗战开始之后，沦陷区、“孤岛”、大后方、解放区等因为各自的语境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演绎了不同的文学翻译图景。比如抗战大后方集中力量翻译了很多战争题材的作品和充满了被压迫阶层反抗声音的作品，当然也有纯文学和艺术性强的译作，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则注重苏联文学的译介。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大后方翻译文学在整个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中居于优势地位。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大量的高校、报刊、出版社和文化人纷纷内迁到大后方，使重庆、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地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名城，这些地方的翻译文学因而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大后方出版和发表的译作数量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在很多方面代表了1940年代文学翻译的成就。比如在莎剧的翻译和出版方面，曹未风是中国第一位计划翻译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翻译家，他在贵阳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代表了抗战期间莎剧翻译的成就。④又如对莱蒙托夫名作《当代英雄》的翻译，大后方出版的译作具有跨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重庆星球出版社1943年6月出版了小畏翻译的《当代英雄》上部，包括《蓓拉》和《马克西姆·马克西茂启》两篇。此书的下部依然由小畏翻译，于1943年11月在重庆星球出版社出版，包括《塔曼》《曼丽郡主》和《命运论者》三篇。1944年6月，重庆星球出版社将小畏翻译的上下部合集出版，从而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有了完整的中译本。此外，大后方期刊上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译作对已有的翻译文学史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比如人们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对莱蒙托夫的译介时，全都忽视了1942年8月15日邹绛翻译发表在《诗创作》第14期上的长诗《一个不作法事的和尚》(亦即《姆采里》)以及介绍文章《关于〈一个不作法事的和尚〉》，从而导致目前莱氏译介史书写的残缺。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大后方作为抗战时期翻译最为繁荣和活跃的区域，其翻译文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二 大后方翻译文学的时代性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陷入巨大的危难中，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杀戮，“雨巷”的宁静哀婉、“康桥”的浪漫愁思、抽象晦涩的现代主义等已无法与家仇国恨融合在一起。表现爱国主义、战斗激情、鼓舞民众抗战成为此时文学的首要任务。与此相应，翻译与战争有关的作品也成为译界的时代任务和主要目标。“外国文学翻译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以译作作为精神武器，鼓舞民众，振奋抗日救亡的民族意志。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促使了‘反战文学’的兴盛。民族救亡成为时代最突出的主题，因此，反战文学的翻译成为1937年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段时间选择翻译的重要对象。”⑤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为例进行统计，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中国一共翻译了英美作品357种，而与抗战相关的作品约为117种，占译介总量的32.77％。⑥大后方的文学翻译情况与此相似，对反战文学作品的翻译体现在：一是翻译外国抗战题材的作品来鼓舞被侵略国积极反战，翻译进中国文坛的外国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人民奋勇抗日的精神武器。比如直接书写抗敌前线状况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第五纵队》等作品，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很多国家和民族正遭受着与中国人相同的艰难处境，也正在从事着与中国人相同的反侵略战争；同时意识到中国人的抗战有国际社会的援助，进而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二是翻译了很多“反战”题材的作品，反映出热爱和平的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比如大后方对日本作家鹿地亘、绿川英子等人作品的翻译就充满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讨。 大后方译界倡导翻译鼓舞抗战斗志的文艺作品。戈宝权先生在1938年12月就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工作的滞后状况专门写了《加紧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工作》一文，指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翻译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许多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外国书报杂志的购置不易以及从事翻译工作者的生活不安定等，俱形成了翻译及介绍工作退步的原因”。而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西班牙和苏联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比如辛克莱在创作了《石炭王》(今通译为《煤炭大王》)和《屠场》之后，于1938年以美国钢铁工人的斗争生活为主题创作了一部十大章的巨著《小钢铁》；阿·托尔斯泰以苏联内战和反对军事干涉者为主题完成了一部小说《面包》(又名《保卫察里津诺》)和一部戏剧《十四个列强》，肖霍洛夫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第四部；西班牙人民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反法西斯的斗争而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如山得尔完成了《战争在西班牙》，察瓦斯写了《手榴弹》等。这些作品均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于鼓舞国内人民投入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在目前抗战期间，我们实有积极翻译及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必要，为了丰富我们的文艺作品写作活动，像苏联以内战及反军事干涉为主题的作品，以及西班牙两年来英勇斗争中所产生的作品，更有介绍的必要。同时促进中苏作家与中西作家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们当前必要的工作。”⑦因此，要将外国同时期优秀的反战作品翻译到国内，译者面临着异常繁重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