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制度研究 主持人：吴俊 主持人的话： 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特征，产生了许多规定性的标准。其中既有政治上的是非，也有艺术方面的高低，但前者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后者。标准之下的是非高低，其实也就是一种等级，即价值地位。长期以来，题材就有此区分，至今仍有重大与否之分，还有革命与否的不同待遇。概而论之，制度设计下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资源本身就是有是非和等级之分的。所以为什么是民歌会形成运动?为什么是现代戏剧能改造成革命样板戏?为什么如此设计文学奖项的评选?这些都有追根溯源的制度道理。有时制度也会考验人的常识，因为政治常常会和常识打架，一味死认常识会被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有时一桩公案已然成了谜案，后人再怎么翻腾也找不到谜底，无奈文字只能再次消失在历史的幽暗迷宫之中。但我们毕竟主要靠常识在生活，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异化了；而抛弃生活的常识就很可能不再会是正常人了。这也是写作的人想要纠结真相的原因吧。 新中国的新民歌运动是当代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现象。以国家力量、国家权威进行社会动员甚至是全民动员的方式来展开的写作运动，最著名的莫过于新民歌运动和大批判运动，其他类似的还有各种“写史”(比如一度提倡大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及军史、校史等)运动。①比较而言，写史之类只是一种阶段性政治的写作运动，延续时间不算很长，范围也受限，而大批判运动(包括相关的大字报)主要源于当下明确的政治动机，有实际的政治目标指向，且并不以文学性为大批判的写作前提；作为一种写作运动，文学性最强烈、最鲜明的不能不首推新民歌运动。新民歌也由此才能够堂皇地进入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序列。那么，新民歌运动为什么能够获得国家权力的支配而成为一种大规模、较长期的文学写作运动呢?新民歌拥有何种特殊的文学价值地位呢? 1949年，共和国文学伊始就已运用国家权力构建新的文学秩序和国家文学制度②。可以说国家文学制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政治上的一个区别性的时代特征(历史特征)。其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规定就是毛泽东《讲话》的原则，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第一、以普及为基础等成为新文艺政治正确性的主要指标③。而最重要的操作性规定就是区分、明确各种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即《讲话》所谓如何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由此建构正确的新文艺系谱。——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在不断清除政治不正确的文学资源，并削弱直至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 新中国文学的合法性资源主要限制在特定的政治范畴内：苏联的社会主义资源、有所选择的“五四”资源(特别是重新阐释的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中国古代的传统遗产(即民族文化中的精华/糟粕关系里的精华)、西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如所谓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之类)，最重要的则当然是解放区文艺④。 共和国文学的正统来源主要是解放区文艺。解放区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周扬的文代会报告标题即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也就是所谓工农兵文艺的另一种表述，当时的范例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⑤。 解放区文艺的大宗是由民歌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在政治划分上，所谓劳动人民创造的民歌即为传统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文艺遗产的合法资源主要就包括民歌及广义的民间文艺。民歌的“阶级”出生和身份获得新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保护与推崇，其政治地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更高于传统的古典文学。一般古典文学的封建主义烙印往往会被特意指出而加以批判。相关的显例就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收录的诗歌作品，几乎都是民歌(体)——《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赶车传》(田间)、《圈套》(阮章竞等)、《佃户林》(王希坚等)、《东方红》(诗选)、《赵巧儿》(李冰)、《漳河水》(阮章竞)。民歌体现、代表了优良的文学传统，并且具有现实性，集传统精华与现实政治功用于一身。而古典文学的命运就有点风雨飘渺，时有不测之危的风险。如郭沫若对于李白、杜甫的研究，就用了后世所谓的阶级性政治观念而进行了刻意褒贬。⑥ 但问题随之产生：共和国文艺、工农兵文艺的政治将如何对待民歌里最大量的情诗情歌呢?如何处理合法性资源中所含的先天歧义，即那些糟粕的成分或嫌疑，不能不成为国家权力主导的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必须对此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回应。这与民歌的政治合法性认定及价值地位有直接关联。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何其芳、张松如在延安合编过一部《陕北民歌选》，1950年因重印出版，何其芳再写了一篇代序，并以《论民歌》为题先行发表⑦——的分析，探讨当代文学如何通过民歌的改造，包括1950年代新民歌运动等，一方面完成接续文学传统的使命，另一方面建立主导性的文学资源的合法性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由此建立新中国文艺的唯一正确系谱。由此而言，对于文艺资源的价值地位的认定，实际上支配和决定了当代文学的面貌构建。这也可视为权力之手的文学史书写。 《论民歌》里要解决的一个实质问题，就是民歌/情歌对当下政治观念的一种严峻挑战，具体就是如何解释情歌之“情”(情、色、性)和掩藏在情歌背后的政治——生活审美，日常意识形态，无意识的政治等。社会主义文艺提出的是“新的民歌”概念，新旧两者区别的性质就是“情的质变”，即情的政治性归属。——按照《讲话》的思路，思想和立场决定了情感的(政治或阶级)性质。“情的质变”意味着封建主义的文学传统脱胎换骨质变到了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新民歌改造、取代、发展、超越中国的传统民歌，实际上就是一个再造全社会情感表达合法性的政治操控及文学方式的过程。何其芳所编的“民歌选”，连同后来周扬主持编选的新民歌集等⑧，可以视如行使当代采诗官的职责。借用近年的一个时髦的学术术语叫做规训。民歌的采诗官们其实就是在行使民歌-诗歌-文学的规训职责。1958年周扬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⑨，标题的宗旨就已然彰明显豁。当代文学的正确道路就是新民歌代表的道路。经由民歌再造的新民歌，既以“精华”传承的方式完成了优秀传统的接续，更是以新的政治身份(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艺)获得并标志了当代文学的崇高合法性地位。这是其他文艺形式很难比肩的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