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文学编年史看作是“现象”，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当下比较集中地出现了编撰文学编年史的情况，这是值得关注的；二是在文学史、学术史、接受史等写作热潮之后，编年史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存在，个中原因也值得考察；三是对编年史的集中出现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包括准确理解和认识编年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几年，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相继出现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编撰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和11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武汉大学编撰的13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这些编年史大体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以文学与时代历史全面铺排的编年史，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仅从数量及容量上就不难看出，该书对历史背景、社会实践进行了详尽叙述，将文学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梳理社会历史的同时将文学贯穿其中；二是以文学自身为主体的编年史，如武汉大学编撰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则将重点放在文学事件上，无论是文学史中的人、事、作品、流派还是论争、思潮、价值、评价，都在梳理过程中得以“浑然天成”，但相对而言，历史环境、社会背景的介绍便较为简略；三是以某种文体和事物为类型进行编年的，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以“文学广告”这类事物为切入点，对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文学广告”进行时间上的梳理，由此见出相关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既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途径与细部生态，又显示了宏阔的文学史视野。 为什么需要文学编年史?因为文学编年史的编写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在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存在，在我看来，这种意图就是要让人看到文学发展的时间的意义、细节的价值和逻辑的力量。尽管文学史终将会越写越薄，但对于经典问题的认识，却只会向更全面、更纵深、更清晰的方向发展，而这恰恰需要辅以丰富的史实资料，需要文学编年史所提供的时间、细节和逻辑意义。 一 时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鲁迅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①所谓时势，不仅是历史与社会背景，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驱动。“有利于明白时势”，编集如此，编史亦然。文学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拉成一张宏大细密“疏而不漏”的网。在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过程中，时间的排列将历史背景与文学事件进行了匹配，慎取舍而力求全景的记录。为什么文学编年史需要“明白时势”?“时势”是编写文学编年史的基础，只有将文学事件放在历史背景中，文学事件才可以鲜活起来，才可以知晓其产生发展的原因。相比之下，文学史为了凸显文学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忽略了高密度时间推进下所隐藏的真实情况与价值意义，这就使得文学事件相对变得独立而缺少联系，尤其缺少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现场感，当然文学史也只能那么写。而编年史则自如舒展得多，它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尽情呈现文学发展的波澜起伏，以精准细致的画面展示文学波动的走向，并且“通过对文学史时间流程的排比，寻找中国文学发展的界标，更精确地把握文学史的脉动，从而打破文学史叙述屈从于政治史的尴尬局面”②。 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意义其实就是还原历史现场，让文学呈现一目了然、明晰有序的真实面貌。文学事件是交叉缠绕、纷繁不堪的，文学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因革流变，发生发展。因此，文学编年史重在编时间，恰恰是在努力还原文学的最原始形态。如何将这些“枝杈”最本真地呈现出来，是文学编年史时间意义的本质所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为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名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其实就是从时间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编年史，可见，正是由于时间带来的立体交叉感，使得一个文学时代的图景得以活跃起来。 一方面，文学史的写作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将那些被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提取出来而忽略其他。这是一种凝聚目光的做法，也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但也因此在大刀阔斧的截取下，文学史不得已遮蔽了很多信息。而文学编年史恰恰由于在时间上的细致梳理，将所遮蔽的信息进行了填充。这就得以重回历史现场，填补文学史的空隙。比如，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惨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在当天就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并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也是文学史上着力的一笔，并以此强调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④。3月18日作为“最黑暗的一天”是一个时间点，但在文学编年史中，时间点是丰富的，从时间意义的角度还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