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文化的结构与变迁 ——以深圳为例 田欢（深圳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7~14 中国村落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构成的“互识社会”，城中村也不例外。尽管在大都市中生活了三十多年，城中村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仍然表现出相对封闭的特征。目前，深圳城中村村落虽然大都已转变为集体股份合作公司，但城市村实际上实行的还是传统村落式的社区管理。居委会处于附属地位，公司（居委会）与原村民主要依靠“村规民约”和宗族关系来维持。深圳有700万城中村居住人口，占深圳1200万总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的58.3%，也就是说，近6成的深圳人居住在城中村。因此城中村文化是深圳整个城市文化生态圈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滋养深圳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城中村文化的多元、包容、和谐特征。城中村作为容纳了最多、最新深圳移民的地方，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处的场所，也是一个“平民化繁荣”的和谐小社会。我们一直希望深圳也能像一些国际性知名都市一样，高扬人文精神的大旗，具有雍容大度、海纳百川的气质。事实上，移民和城中村原住民们正是在狭窄的城中村里感染着这种宽容大度的气质，从闭塞走向开放，从本土走向全球。 邮票的图像分层与国家形象的政治化表达 ——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发行的邮票为例 张昆、张勇（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学报》，2014.4.94~98 邮票是由国家或地区邮政部门发行的邮资凭证，是国家发展的“晴雨表”，能折射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因而被誉为“国家名片”。邮票具有政治性，它象征着国家主权，体现着一个国家执政者的政治意志和价值观念；邮票具有文化性，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它既能承载文化又是文化的一种形式；邮票还具有经济性，它有法定面值，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邮票的流通性、传播性很强，能以小见大“于静态中显形象、于动态中传信息”，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文革”邮票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经历了将政治诉求符号化、使符号依据邮票传递信息的特点而建立符号系统、通过符号系统表达执政者的价值取向、进而通过邮票传播在国内国外受众中建立价值认同等，这是一个创生符号、运用符号、解读符号的过程。具体来说，一是“文革”邮票中所表现的人物、景物等形象是按照政治诉求需要经过概念化、格式化的图像。这些图像在特征上经过“去个性化”而呈现出理想化的共性特征。二是支撑这些图像的是基于邮票“三大要素”通过模块化、集约化而隐藏在视觉背后的、潜在的邮票符号系统架构。三是邮票设计者借助这个符号系统，通过方寸幅面使信息更加集中、更加有效地传达出执政者的政治意志和价值观念。四是借助邮票以小见大地展现国家形象的特殊价值，经过宣传与教化，对内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外寻求有识之士对“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认同。 “文革”时期执政者通过对邮票图像进行符号化而掌握话语控制权。值得关注的是，为了促进抽象复杂的政治概念的传播，设计师在邮票中往往采用了大多数受众喜闻乐见的工农兵、生产劳动场景和样板戏等形象，这些形象出自受众身边，让人既感到亲切也易于理解和接受。当然，“文革”时期所宣扬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等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深刻性，若通过图形、图像等视觉化的方式来表达，既难以到位，也因为政治理念表述的多义性而可能招致政治风险，因此，邮票设计者和管理部门为了稳妥起见而在“文革”时期设计、生产了大量的文字式邮票，这些文字既可以对思想与概念进行“锚定”，也可以对图像表现的不足而予以“接替”或“补充”。这些实质上是邮票管理部门选择符号、重建意义、掌握邮票生产与传播话语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