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4)03-0042-07 设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的“欧洲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是全球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中心，该中心经过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种以数量方式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方法。其研究方向和目标集中于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间相同性的比较分析。本文对话专家本·戴鲁德先生就是这个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该小组将全球城市视为一个联系密切的网络，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化的城市之间形成了商务、金融、法律等关系，而一个城市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程度往往说明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也与城市未来发展前景息息相关。这种关系成为研究小组关注的中心。这样，先前极为复杂的测度全球世界城市的指标被简化为在世界城市网络内联系的密集度。于是，GaWC研究小组提出了用现代服务业中的财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4大产业来区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并据此划分全球城市的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监测。这一思路的好处是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都有明晰、准确的市场报告，这样他们就解决了数据的可靠性问题，而先前的各种抽样、问卷、调研等都存在着极大偏颇，特别是数据的可靠性问题，难以真正解决。所以GaWC研究小组将这一研究模型化为全球服务性企业通过日常业务“连锁”城市而形成的网络中的地位检测模式。这一研究的先进性是它利用了全球化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深度、广度、透明性。根据这一研究模式，经过数据调集与处理，他们列出4大产业全球排名前几十位的跨国企业，考察它们子公司和分公司在世界城市的分布情况，根据公司个数的多少和信息化程度将世界城市划分为3个层次：10个Alpha级城市，10个Beta级城市，35个Gamma级城市。 对话与沟通讨论是当今城市研究的重要方法。二位学者就世界城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和沟通，以下是金元浦先生简称(金)和本·戴鲁德先生简称(戴)的谈话。 一、赞成与反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金：这次你参加北京世界城市论坛，听取了各方面的发言和其后的提问，你也许能够感觉到，在中国，各界人士对世界城市的看法实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是都认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去争取或建设世界城市。你怎样看?欧洲有很多市民拥有很强的公民自主意识，他们不想把城市建设得像纽约、伦敦一样，他们认为其生活、环境、方式应该是他们熟悉的习惯的方式，不愿意变动。中国也有一些人持这种态度。你认为中国北京、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 戴：首先，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这要看中国自己怎样决定，怎样抉择，对此我倒没有发言权。今天上午嘉宾的演讲和主持人的介绍给我印象比较深刻，我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整体愿望的问题。北京不想成为第二个纽约，而是要成为中国化的城市。我从三个演讲中能体会到中国想要建设中国特色的、而不是第二个伦敦或纽约的世界城市。我不大确定这个想法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西欧的社会科学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纯资本主义的事情，而欧洲的社会科学是比较左翼的，也不会有人关注是否要建设世界城市这种讨论。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将此话题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加讨论，这的确是“中国特色”。在中国经常会谈及美国纽约这样的城市，而对于欧洲来讲，却很少使用美国作为范例。不过纽约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具备欧洲的某些味道，有更开阔的思维。 金：在中国建设全球化城市存在一种现实化的实践需求，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课题。我们过去对于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社会学界的人是非常熟悉的。也从过去的那种理论转到现在更具建设性、建构性的理论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像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持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左派观点。但在那之后，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知识分子日益介入到实际的社会建构中，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建构的设计，使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个研究领域更实用，更具有现实性，而不是在高处空谈。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和高校的学者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合作的方式，即借鉴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建立社会发展的“智库”，为当下社会发展做些事情。在中国，智库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当然有些是市场化，有些是制度化，总之从事实践性研究的人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借鉴了许多欧洲政府“智库”发展的经验，包括非政府组织(NGO)，有更多的人介入到这种研究中来。在建设世界城市的问题上，中国有独特的国情，政府是最大的推动力量。 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午你也看到，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者的思路和实际生活中的市民的思路总是不一致，你怎样理解这种紧张的关系?是不是越民主，世界城市的建设越没有可能? 戴：当然是越民主，做一个统一的决策就越难。但是要自由民主并不是要停止规划。说到民主的确比较复杂了，它涉及民主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欧洲现在很多人在与中国相比较时，也会将中国视为榜样，因为只要政府决定了，那么民众就会开始行动。不像欧洲，无论政府作出什么决定，总有很多人是反对的、不满意的。欧洲150年的民主和立法并不是很复杂，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决定或终止一件事情。当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昨天晚上还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欧洲一个小城市扩建的提案，可以看出，管理者提议一个规划后，可能会有若干个社会组织和若干公民出席法庭，阻止整个程序，如果要大家都通过的话可能要等上10年，或者更长。因为制造阻力的方式方法太多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扩建问题，但在世界城市建设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在欧洲会有很多人反对建设世界城市。而在中国，这种阻止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在欧洲建设世界城市的难度其实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举例来说，在西欧和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NIMBY，意思是“Not In My Backyard”，这是一个形容新发展计划受到该区或邻近地区居民反对的贬义词语。人们都认可全球化的城市建设及其好处，但是一旦这种建设危及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不同意了。就如同人们都喜欢快速列车，但轨道必须建造在离他们20英里以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