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100-06 随着大众媒体的高速发展，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描绘的那个互联网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崭新世界，在当代中国已经变成现实，“数字化生存”或“媒介化生存”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在享受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能不对赖以存在的媒介保持必要的警惕。 201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国际影星苏菲·玛索的亮相瞬间照亮中国观众的双眼，这位年近50岁的单身法国女人不仅依然美丽、纯真、优雅、俏皮，而且周身散发出由岁月沉淀而来的奇特魅力。时尚杂志《瑞丽》在对苏菲·玛索专访时不忘关注其单身身份：“在大城市中，一些很优秀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设计凸显了近年来我国大众传媒对“剩女”话语的普遍偏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旁人不应该指手画脚。”①这位单身未婚妈妈的回答不仅颠覆了媒介塑造的“剩女”形象，也促使我们对媒介建构的“剩女”话语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做出反思。 一、“剩女”话语：真实问题，还是媒介塑造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过：“我们不可能在任意一个时代言及任意什么东西，说出新东西是不容易的……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复杂的网络的积极条件中。”②“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 尽管“剩女”作为一个指代词在2007年8月就已得到权威性承认，成为教育部当年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但时至今日，我国各类媒体对“剩女”的关注度却一直保持只升不降的热度。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剩女”，可以检索到6000余万个搜索结果③；各种有关“剩女”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我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就连《瑞丽》对苏菲·玛索的专访都不能免俗；以“剩女”为题材的影视剧也在屏幕上热播，《咱们结婚吧》中杨桃，《大女当嫁》中的姜大雁，《李春天的春天》中的李春天等，她们基本上都是相貌不俗、能力不错、收入不低的都市“剩女”形象，她们成为“剩女”后面临的种种家庭、工作和社会问题让广大观众唏嘘不已。通过报刊、影视作品、网络等各种媒介的广泛传播，受众形成有关“剩女”的“刻板印象”：她们是一群已超过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但仍保持单身的大龄女青年，她们很多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但因择偶条件较高，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变成了嫁不出去的“剩女”。由于媒体对“剩女”形象的戏谑、调侃和偏颇化呈现，甚至衍生出“灭绝师太”“白骨精”等一系列“妖魔化”大龄单身女青年的语词。 2012年12月2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和世纪佳缘网站联合发布的《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在“70后”“80后”“90后”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共计多出2315万。④与绝对剩余的男性相比，“剩女”只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一小撮人”，但各类媒体却热衷于报道传播“剩女”问题，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把“剩女”打造成为大众文化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语。媒介如此行为，是源于对“剩女”认知偏差的误读，还是基于商业利益、迎合受众偏好的误导?本文对作为媒介话语的“剩女”做阐释学的分析，意在发现媒介行为背后的权力和文化逻辑。 二、“剩女”话语：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 在大众文化中，“话语”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明晰“话语”的含义是对媒介话语进行分析的前提。“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这些被说出的话实际上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留痕迹的一阵风，实际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discourse)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谈论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已出现的话语的言说。”⑤我们从福柯的定义可以看出，话语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种有着具体时空的行为。对话语的分析也就不能仅仅关注话语本身的内涵，还需要关注话语得以形成背后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交织着的各种力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话语比作一件衣服的话，那么不仅要关注衣服这个穿在身上的现成物，还要关注拿起剪刀裁剪这件衣服的人是谁、这件衣服如何被剪裁和缝制的，以及衣服与被剪裁掉的边角料之间的关系构成。具体到大众文化中，任何一个话语的诞生和传播，必然是社会、文化、媒介、受众等多方面力量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认为：“20世纪末的权力和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⑥通过媒介传播，一个事物是什么，不再取决于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如何表达和陈述该事物决定的。“剩女”这一话语也不例外，当前之所以会有“剩女”这个话语，与其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媒介传播的结果。 “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⑦福柯的这个观点启发我们，对话语理性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谈论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而在于分析究竟是谁在谈论和如何谈论该话语，因为谁掌握了建构话语的权力，谁就拥有了言说话语甚至建构真理的权力。“剩女”这个词从诞生之时就已经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可以看出这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辞海》对“剩”的解释为“多余、余下”，“剩女”无疑就是指“多余、剩下的女子”。福柯认为，任何话语的形成都必须以语言为前提条件，没有语言的优先在场，任何话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差异区别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语的出现及其含义的确定，都必须在差异区别系统中获得，差异区别系统包括相邻、相似、对立等一系列配置规则。在语言的区别差异系统中，“剩女”这一话语主要是通过与适龄已婚女子和大龄未婚男子的比较确立其内涵的。从同一性别的角度看，媒介呈现出的“剩女”与普通女性相比，媒介刻意遮蔽她们与普通女性相同的温柔、贤惠、善良等女性特质，故意夸大她们过于自信、眼光挑剔、优秀骄傲却又恨嫁和在婚恋市场上不受欢迎的状况；从异性的角度上讲，“剩女”们虽然和优秀男性有着高能力、高素质和对社会的突出贡献等特征，媒介却故意夸大她们在选择爱情婚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看似弱势的地位，由此暗示受众，作为女人，哪怕你比男人还优秀，只要没有爱情和男人的接纳，依然还是属于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媒介不惜舍弃自己的客观中立的定位，而是用一种“他者”的目光审视和解读大龄未婚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