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1943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乔治·奈勒教育哲学讲座教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媒体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他试图整合德国与法国的哲学传统，提倡一种多视角文化研究方法，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建构批判的媒体文化理论。其在媒体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波斯湾电视战争》、《电视与民主危机》等。本刊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王蔚博士对其进行访谈，在邮件往来基础上改定本文。 王蔚 凯尔纳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曾在学生时代阅读了您关于媒体文化的相关著作，对您的批判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您是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和文化分析学者，对中国的文化批评界具有很大影响。您的学术思想和专论也经常见诸学术刊物。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希望和您深入交流。 凯尔纳 我也很高兴!我曾经到过上海、南京、香港和台湾。我一直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国际顶级电影中的中国电影印象深刻。 一、碰撞与融合：走进欧陆哲学 王蔚 您的学术履历很清晰地表明，您早前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尤其在马尔库塞研究方面著述颇丰。那么，您一开始是如何进入这些研究的?是什么特别的原因让您对马尔库塞的理论倍加重视呢? 凯尔纳 我于196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那时我对哲学的热情主要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上。尽管我当时并未对学生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好应对准备，但还是在新左派运动中非常活跃，时常参加反战示威游行。事实上，为表达反对越南战争，遍布全美以及欧洲的学生运动已经占据了大学的楼宇甚至校园。1968年5月的巴黎，看起来像是即将爆发一场新的法国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事件，我重新阅读了马尔库塞的著作。随着我对学生运动的兴趣与日俱增，且更多地参与其中，到1969年《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一文发表时，我对马尔库塞的著作以及学生运动的哲学基础都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到了1969年，一些学生欲将1968年的游行示威故伎重演，但学生们在短时间内被驱散，整个活动很快以失败告终。部分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成员幻想破灭，继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地下气象组织(the Weather Underground)。几次爆炸事件之后，地下气象组织的头目开始真正转入地下。同年，马尔库塞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次座无虚席的夜间演讲。哲学系在第二天为其举行了一场宴会，由于哲学系教员无一参加，哲学系研究生获得了与其面对面交谈的好机会。宴会上，他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的经历，并开玩笑说他听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已经成为石头，以此讽刺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的保守。一小时后，马尔库塞提议到西尾酒吧小酌。那里曾经是金斯伯格、凯鲁亚克及“垮掉的一代”出没的地方，也是我晚餐和小酌常去的地方，所以我乐于陪同他一起穿越校园，前往酒吧。半路上，一些激进分子冲着我们喊道：“我们要跟马尔库塞辩论!”我认出他们是地下气象组织的成员，常在哲学图书馆学习。我和朋友们也经常去哲学图书馆，曾跟一些更为激进的民主社会学生会及地下气象组织成员有过数面之缘。于是，我们在哲学图书馆附近席地而坐。那些激进分子告诉马尔库塞，他们正在计划烧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办公室，这位教授正在做有关美国政府介入越南事务的研究，因而在学生中非常不受欢迎。马尔库塞强烈反对他们的计划，他认为大学是个乌托邦，激进分子可以在其中学习、组织、甚至采取某些行动，而校园犯罪必将招致警方镇压，这将伤害左派。 王蔚 从您的描述看来，马尔库塞虽然认为激进分子是革命者的一部分，但他鲜明地反对暴力。 凯尔纳 可以这么说。就在这一年，我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德国政府机构的资助下开始撰写学位论文——《海德格尔的真实概念》(Heidegger’s Concept of Authenticity)。我选择在图宾根大学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图宾根是德国西南部一个充满了激进主义气息的小镇，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及其他杰出人士曾在此治学，是个研习德国哲学传统的好去处。在图宾根大学，我阅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包括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著作。同时，我还参与批判理论学习协会的活动，参加了恩斯特·布洛赫研讨班，讨论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话题。从布洛赫那里，我意识到哲学是一门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而政治也同时需要哲学分析及批判。 在我的海德格尔研究临近结束时，我读到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发现了一些早期马尔库塞评论老师海德格尔的文章。文章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建议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结合，以克服传统中的局限性。我认为，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很具说服力，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结合的提议也非常有吸引力。同时，在彻底研究了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之后，我对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奥特(Heinrich Ott)等人著作中揭露的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在德国学习的两年中，我基本完成了关于海德格尔的学位论文，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德国哲学基础。那之后，我开始对法国哲学和文化感兴趣，并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法语能力。1971—1972年间，我在法国巴黎停留了13个月，其间专攻法语及法国哲学，并完成了我关于马尔库塞的著作的初稿。至今，我对马尔库塞的著作仍然非常感兴趣。 王蔚 马尔库塞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他强烈批判了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对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这种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应用与发展在中国影响很大。您刚才提到的其他重要著作，在中国也被广泛阅读，并应用于阐释现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中心。从那时起，学界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大众文化批判就越来越常见了。事实上，包括福柯、德里达、巴特、波德里亚等人在内的法国哲学思想，都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中获得深入阐释。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哲学思想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却显示了共通之处。以您在法国期间的学术体验，是否更深切地体会到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