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的文化事实上奠基于互联网文化,它是以手机和电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电脑和手机是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它们是技术的最新产物,同时也是机器进化的最新产物。较之传统的机器大工业,电脑和手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将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多种功能进行了浓缩和概括,也即机器发生了进化,它不断地打开自己的界线去抢占新的领地。比如说,电脑(手机)抢占电视的领地,抢占音响的领地,抢占计算器的领地,甚至抢占算命先生的领地。它甚至有多种开口,可以和其他的机器有一种实质上的组装,它可以容纳别的机器输送而来的信息,它有插口随时承受来自外部的输入。电脑将它的定义和功能不断地改变。 手机和电脑不仅吞没和席卷其他的通讯和娱乐机器,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物质形态,它越来越小巧,越来越轻盈,因此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它越来越从形状上趋近一部手机,越来越和人之间形成一种身体的依附关系——人们最初是奔赴于一个静止的固定的醒目的电脑,电脑的位置成为人的情不自禁的目的地;现在,人们可以将电脑随身携带,让身体成为电脑的依附之地,让电脑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电脑和人们形影不离。开始是一个显示器和一个笨重的主机盒子组装的电脑,它和人保持着距离,成为人的一个客体;接下来是一个可以放在书包里面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脑,它是人的一个亲密伴侣;现在是手掌中的电脑,一个手机电脑,它是人的一个新器官。这是电脑最新的自我进化,一个打破了手机和电脑界线的奇妙机器。 也就是说,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本身也越来越小。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最初的城市文化就是大机器大厂房的文化,机器是城市的中心,让所有的人跟着它转动。随后是家用机器的出现,机器成为家庭的中心。现在,手机进入到身体的中心,让整个身体围绕着它转动。机器从厂房和公共空间转移到家庭空间,现在则转移到身体空间——手机和电脑都是人体的器官。 互联网使得所有的事物都获得了信息的地位。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以转换成一个信息,一切都被信息化了。电脑(手机)作为机器,生产和消费的都是信息。尽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由来已久,但是,电脑的信息概念则完全不同。对于一般的诸如电视机这样的信息机器而言,信息总是被特定人群所生产,然后又被另外的特定人群所消费。因此,信息总是被遴选,被编码,被体制化。它们是现实的反映,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对于电脑而言,信息可以被所有人生产,也可以被所有人消费。最主要的是,电脑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连隐私也可以被信息化(事实上,人们常常将自己的最私密的东西,将自己的身体、财物,以及内心意愿等等,也就是说,将自己的全部存在感,都储藏在电脑里面,以至于电脑一旦丢失,存在的意义就丢失了)。人们可以将一切,不仅是外部世界的一切,甚至是自我的一切,以电脑的方式信息化。就此而言,信息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信息是因为电脑而产生的。人们总是说,信息事先在现世存在着,它有待一个传播机器来完成和表述它;一个好的传播机器正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恰当准确的再现。人们总是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广播、报纸和电视。但事实上,电脑或许会改变信息的定义:没有什么事先的信息,信息是被创造出来的,信息是电脑的产物。是因为有了电脑然后才有了信息。所有发生之事,所有琐碎之事,所有现存之物都可以被电脑转化为信息——反过来,所有未发生之事,所有可以想象之物,所有虚构之物,同样可以借助电脑转化为信息。电脑可以将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将现实的和非现实的,进行信息化的处理。如果说电脑是一个非物质性的生产机器的话,那么,它将整个世界进行了非物质化的生产,它将世界生产为信息。整个世界被信息化了并以信息的方式而存在。信息不再构成现世的一部分,而是现世完全转化为信息。 电脑(手机)构成了一个自主的世界,不过,这个电脑人生法则同现世人生法则迥然不同。它有它的符码,有它的存在方式,有它的语言,有它的逻辑,有它的价值观。电脑的所有程序和规范,都是这个电脑人生的培训教程,如同现实中的每个规范和法律都是现实人生的教程一样;如同人们每天在现实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上班线路一样,人们在电脑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网游线路;如同人们在现实中有固定的伙伴和朋友一样,在电脑中人们也有自己的固定伙伴和朋友;这样,每个人有一种现实的人生习性,也有一种电脑的人生习性。他们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人们过着两种人生。一旦他坐在电脑前,他同时以两个身份、两种形象、两种本性的面孔出现。人们也据此存在着两种本质、两种自然、两种内在性。在这个意义上,电脑是一个分裂的机器,它将人一分为二。这两个世界如此地迥异,以至于人们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居然能够展现如此不同的两幅面孔。电脑人生,既非现实人生,也非电影式的梦幻人生,它甚至也不是这两种人生的辩证综合,它只能属于自己的特有人生。在此,这个人生唯一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像睡梦那样最后被现实人生所惊醒。它将持续地存在,并且一直和现实人生相互较量。 互联网和手机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社会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结果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