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适应历史转折时期的大趋势，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是面向2020年的改革大考：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就将迈进现代国家行列。 第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性重要突破。改革大考重在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实现全面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第三，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是改革历史担当面对的重大难题。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在利益结构固化的情况下，改革大考就是要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一、历史大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我们党执政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考。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进京赶考”，①是第一次历史大考；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第二次历史大考。当前正面临第三次大考，即这次《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并由此建设现代化国家。 进入改革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国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面对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面对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约束的现实，我们已经难以继续用行政控制、行政管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求得社会长期稳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取决于能否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地治理国家；取决于能否有效约束权力，给市场和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决于能否下定决心根治腐败，还社会一片净土。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需要的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需要的是走向法治化的治国之路；需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策。 正是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远远超出了35年前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广度和深度。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一段高度概括：“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1)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2)它要求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 (3)它要求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利； (4)它要求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 (5)它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2]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如果说35年前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做大经济总量、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第一步目标总体实现了，那么今天，适应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改革的第二步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更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向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依靠行政控制、社会管制，必须依靠制度文明。更进一步说，必须依靠建立起符合人类发展、世界发展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制度文明。在现代制度文明中把大乱化解于小乱之中，避免社会出现局部性甚至全局性动乱，以形成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5年来，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主张中国社会要搞“精英政治”。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为推进改革开放，强调权威、强调适度的集权都是必要的。但是，历史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后，我们仍然需要“精英”，根本上是需要“精英”强力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建立现代制度，推进国家民主化、法治化进程。这比主张“精英政治”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