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快速推进的时期。2003年前后各级体改委撤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出现转变，改革速度有所放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标志着改革形成了新的共识，并有望成为强大的改革推动者。 一、体改委的历史成就 (一)体改委23年的历程 国家体改委前后大约存续了23年时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是怎么改革，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务院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主任。此后，到1990年8月，除1987年～1988年李铁映担任主任外，一直是总理兼体改委主任。当时，体改委被赋予了4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① 1990年9月，陈锦华接替李鹏出任体改委主任。总理兼主任的惯例被打破。但是，体改委的位势并没有改变，仍然与计委、经委同处政府组成机构序列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部门之列。 1998年机构改革，体改委降格，从体改委变成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人员编制也从200人压缩至不到90人。随后的5年，体改办的声音日渐衰微，主要做国务院交办的一些与改革有关的调研项目，包括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各方面内容。 2002年11月，最后一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赴海南任省委书记。2003年3月，体改办并入发改委，结束了历史使命。各地方体改部门，大多数也于2004年撤销，人员有的并入发改委，有的到了政府研究室，有的到了金融改革办公室(简称“金融办”)。 (二)体改委是一面改革旗帜 20世纪80年代初，体改部门成立时的政治环境与今天决然不同。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计划经济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那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能犯政治错误。当时地方改革搞得最有声势的是四川和安徽。安徽改革成绩最大的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改革最突出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些改革起初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当时中央不可能自上而下部署这些改革，一是拿不准，二是中央部门层面的阻力更大。邓小平的态度就是“不争论，允许试”。 四川省委书记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后，面对众多老领导、老同志，面对依然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急需理论家的支持，急需新生力量的支持。于是国家体改委便应运而生，总理亲任体改委主任。除兼任领导外，国家体改委还聚集了一大批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的高级别领导和理论权威，如廖季立、安志文、童大林、薛暮桥、马洪、董辅礽、蒋一苇、吴敬琏、林凌等都是体改委的成员或顾问。随后不久，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曹远征等改革开放后毕业的年轻的经济学人也加入体改委。体改委实际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时任总理经常请体改委的专家们对一些改革试点研究、指导、总结，形成改革建议。如蒋一苇、林凌对首钢承包制改革的跟踪总结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实际上也是由国家体改委组织召开的。会议邀请了包括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匈牙利科尔内等一批世界级专家；中国国内很多顶级专家也参加了，如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周叔莲等。巴山轮会议的成果，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树立商品经济乃至后来的市场经济观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研究设计改革大方向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刚开始时，自称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当时的改革不仅仅是“摸石头”，也在找方向和基本思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实就是改革总方向的顶层设计。改革设计需要组织，单靠某个人或者某个一般的机构是难以完成的。国家体改委是当时层次最高的机构，汇集了一大批经济专家。体改委又是一个全新的利益超脱的部门，于是就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改革大方向设计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1986年4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成立，组长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办公室主任是体改所所长高尚全。办公室下设财税、外贸、金融、企业等组，配套改革方案在8月份的北戴河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获得了批准。1987年10月，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了8个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八年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负责人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计委等。到课题结题时，李鹏已成为体改委主任。1988年6月1日，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李鹏到会听取课题组汇报。1988年7月，国家体改委规划司将各家成果编辑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20多年后，吴敬琏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对这种开门设计总体改革方案的做法赞赏有加，认为这些讨论“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