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4)02-0098-12 中国近代有13所基督教大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和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1]它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多数是在原来较低水平的基督教中学或基督教书院基础上合并扩建而成，个别是由单个教会组织独立创建。 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最初的缘由与基督教的扩张紧密相关。基督徒在中国传教，最初采取传统的街头布道的方式，但因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传教颇为不顺。1807年至1842年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有24人，受洗教徒却不足20人。[2]378－376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敌视心理很重，把基督徒和侵略者、西方经商投资者同等看待，非常排斥。传教士在街头布道，中国人更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听着他们宣讲，接过他们的宣传单后，转身就“用来包东西，甚至做鞋底”[3]8。这使得基督教徒改为选择办学校或办医院的方式来曲线传教，希望通过学校或医院为中国民众服务，使中国人了解他们从善的宗旨，从而接纳基督教。所以，最初的基督教学校办学的宗旨主要就是为了传教，办学者都明确学校的基督精神及核心。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人的独立、民主观念高涨，主权意识越来越强，要求民族独立和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涌现。最先在清华学校由学生组建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向原有的以清华学校为主的各教育机构教徒建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叫板，积极地宣传西方基督教组织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思想。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大师，包括蔡元培、余家菊等人，或撰文或演讲，呼吁教育主权独立，并提出“收回教育权”，要求中国政府收回教会学校的办学权。迫于中国社会舆论及知识精英的压力，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所有教会大学都应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备案。[4]784为了生存，基督教大学纷纷响应来自中国社会及政府的呼吁，开始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基督教大学的办学宗旨加入了不少中国元素，课程设置也越来越世俗化和职业化。 一、办学之初：为传教而办学 早期的教会学校就是为了传教而设的，其办学的宗旨就是传播福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与中国本土迅速崛起的大学相抗衡，扩大教会教育的规模与影响，原来的教会中等教育机构或教会书院都纷纷组建综合性大学，也有教会组织独立创办教会大学，如圣公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 在传教士领袖人物和高等教育办学者中间，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1)英国浸礼会著名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张，“大学应该吸引上等阶层子女”，他认为，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普遍的变化；教会应该提供科学、数学、西方语言等课程，以引起中国人的新兴趣。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或他们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将能对其他阶级接受基督教产生强烈的影响。 (2)1890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称，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可以视为“训练未来使徒”的“西点军校”。他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我们，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5]16－17在狄考文主持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中，办学目的始终是通过传教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课程设置上也严格摈弃世俗性课程，保持纯粹的以宗教为主的课程模式。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教。后来齐鲁大学的校长，如柏尔根(Paul D.Bergen)、卜道成(J.Percy Bruce)、聂会东(James Boyd Neal)等，都继承了狄考文的这一办学理念和风格，秉持宣教的办学宗旨，这使得齐鲁大学始终保持了最高的基督徒比例①，但以宗教课程为主、在职业及英语等实用性课程方面的欠缺使得该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遭遇了很大困难，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源，这也使齐鲁大学后来的社会声誉在众多基督教大学中排名下降。 如狄考文一样，各基督教大学办学者也纷纷宣扬传教的目的。 华南女子大学1908年开始办预科，校长程吕底亚(Miss Lydia Trimble)一直主张，办学就是为了“训练基督教会的领导者。……从最小的日间校，到中等学校，直到大学，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在华南建立上帝的国度”[6]9。 华西协合大学公开宣布，办学的宗教目的“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借本校之力，建天国于斯土”。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会组织，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主作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