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 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4)03-0058-08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正呈现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高等教育普遍处于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其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普遍权利,激发了广大民众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自信心和热情。其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打破过去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枝独秀的局面,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及来源多元化。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导致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大学经费筹措多元化的直接诱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仅对人才培养的规格、发展速度与质量提出具体要求,知识和人才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还要求不同组织形态的大学按照公平竞争原则从市场中寻找办学经费,高等教育服务水平越来越成为大学获取各种资源的主要价值尺度。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提高亟待高等教育服务多样化及多元化,不断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水平。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经济属性不断显现并强化,高等教育从主要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向社会与个体目的转变,大学组织功能和职能面临变革。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理论变迁,也影响着大学与高等教育实践发展。在时代发展面前,我们需要做出新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与之相回应。 一、规模扩张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顺利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外部环境,诸如社会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及可能提供的条件,社会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及高等教育体制对大众化普及化的适应性,同时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吸收大学毕业生的成熟度等。 在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除了受教育平等化的思潮影响之外,还得益于更为现实的财政基础和理论。20世纪早期凯恩斯主义主张以供给促进需求,扩大财政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保证经济增长;而且,相信“政府万能”的神话,不断强化政府公共职能,建设福利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高等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量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规模水平。70年代中期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盛行,英美等国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减预算开支,强调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融资以缓解支出不足。市场化收入增多,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多样化多元化成为可能。 尽管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选择的道路不同,但经费投入水平却是制约其发展速度快慢的共同要素。这里暂不具体细分收入来源,仅选择部分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政府和民间支出所占GDP比率来作比较(如表1)。 首先,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美国最早的殖民地学院是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建国后州立大学在政府支持下得到了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伊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大力投资公立大学,学校入学人数剧增,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立两年制学院快速增长,承担起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责任。据统计,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1931年为115.4万人,占18-24岁人口的7.4%;1956年达到291.8万人,占18-24岁人口的19.5%,进入大众化阶段;到1991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进入普及化阶段。[1]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政府支出和民间支出占GDP比例最高,合计数差不多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其次,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西欧国家一直视高等教育为公共产品,规模扩张单纯依赖公立大学,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长期实行上学免费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大众化门槛前后徘徊,80年代后大学开始面向市场办学,入学人数不断增加。表1中各国政府支出比较高,为1.0左右;民间支出低,英国为0.5,德国和法国只有0.2。与此类型相似的国家还有澳大利亚。 最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基础薄弱,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开始加大财政支出,更多的是依靠市场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吸纳社会资金和收取学费。1970年,韩国高等教毛入学率在10%以下,到1995年已超过50%,迅速跨越大众化水平,达到普及化阶段。日本则在同期内紧随其后。数据显示,日韩两国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支出比例只有0.5,而民间支出比例高达在1.0~1.9,后者为前者的两倍以上。 由此表明,高等教育经费结构支出比例与规模扩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越高,规模扩张与发展越顺利。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水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衡量民主与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文明与富裕程度,越来越依赖于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劳动者素质水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如何加大经费投入和支持,维持或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规模水平,成为各国政治与经济战略发展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