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4)05-0001-10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或“改革60条”)，《决定》第42条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此为契机，在经济领域“重启改革议程”的启发下，“重启教育改革”成为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前沿课题。[1]事实上，无论是“改革”还是“综合改革”，也无论是“深化”还是“全面深化”，在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中都不是新提法。“作为一个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便已开始成为一种国家意志与总体战略，在其后至今已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方针不断被强调，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践一直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只要我们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迄今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来看基本上一直在‘浅水区’蹒跚而行。其普遍特征是：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自我表扬多，外部认同少；一时效应多，可持续效果少。”[2]此次重提“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之所以要“重启教育改革”，主要是因为“时间节点”非常关键。当前我国社会面临转型，改革开放事业正在进入深水区，教育改革面临着再出发，政府关于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举足轻重。根据《决定》所做的顶层设计，未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当前正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积极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关键时期，能否通过重启改革议程，突破体制的瓶颈，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一、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到哪了 现代社会中改革的含义非常宽泛，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尤其如此，任何一点改变都可以称为改革。由于改革的频繁和泛化，现代社会已逐渐养成了对于改革的依赖，我们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犹如‘政策流行病’席卷全球。盘根错节的改革理念通常是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却具有不可遏止的态势；它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渗透并改变着不同的教育制度。……虽然具体细节各有差别，但各国改革的总体效应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3]我国自“文革”结束便开始进入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更是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在高等教育领域，从恢复高考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始终被相提并论，二者如影随形，似乎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改革哪些是发展。2010年国家开始制定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涉及教育的仍然是“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而不是通常的“发展规划纲要”，在政府眼中“教育改革”之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事实上，教育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远非因果性关系那么简单。实践中既不能以改革代替发展，也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一方面，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另一方面，发展是发展，改革是改革，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不是人为的破坏，从逻辑上说，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甚至是不可遏制性，而改革则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改革通常是混合体，它包容实现了的、部分实现的和没有实现的目标，期待的和不期待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4]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没有改革也可能会取得发展，甚至可能发展得更好。反之，不断的改革未必就会促成更好的发展。“改革是重要的”，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关键是为什么改革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样的改革最为重要。高等教育实践中既要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又必须警惕改革的诱惑和发展的幻觉。好的高等教育秩序必须在稳定性与创造性、保守主义与变革主义之间保持平衡。 按照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重点在深化，关键在综合。在我国，就整个改革而言，也许的确正在进入深水区，但就教育改革或高等教育改革而言，深水区的说法虽然形象却不够准确。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会误导改革。如果参照经济改革的标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处在浅水区，从未进入深水区。“现在提出的教育改革任务并没有真正触及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没有触及学校内外诸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触及长期形成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5]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持续加强。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在大学办学自主权方面稍有突破，但仅仅止于文本，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自《高等教育法》颁布以来，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不仅丝毫不见减弱，反而呈愈加强化之势，以至于近年来被视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进展的一些所谓成果几乎不值一提，且让人很难预期究竟何时能有突破性进展。”[6]《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改革60条”通过顶层设计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对现行大学制度缺乏深入的反思，改革目标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如果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都无法完成，更遑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了。而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在理念和制度层面上无法触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无法实现改革本身从行政取向到学术取向的转型，又哪里来的深水区？ 和任何事物一样，改革当然有难易之分。按照一般做法，改革总是先易后难，但是只要坚持改革，最终总要去面对那些难的问题。就高等教育改革而言，表面上看也存在难易不同的问题，但实质上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不确定性，真正容易的改革并不存在。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看似简单的制度或行为往往有着复杂的知识背景，改革短期难见成效；相反，那些看似复杂的利益或权力纷争却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快刀斩乱麻，改革往往立竿见影。简言之，高等教育系统中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并不简单，而看似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可能并不复杂。“看起来简单但并非如此。看起来复杂的事物却不太复杂。按照新的混沌科学：简单的系统产生出复杂的行为，复杂的系统产生出简单的行为。”[7]如果我们不能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改革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教育改革)，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利益分配和权力下放)。当前，媒体和学界一直在根据官方的口径“宣传”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思”，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特殊性的“不觉”，对于政府掌控高等教育改革能力的“迷信”。正是由于这种“不思”、“不觉”和“迷信”，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经常沦为为改革而改革或为政府而改革，而不是为了高等教育而改革，为了学生的发展而改革。严格来讲，任何时候高等教育改革都是复杂的，也都是困难的，简单的或容易的变化不能称为改革。虽然有官方的说明和学者的解释，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较之过去真的更复杂、更困难。无论在哪个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都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有其特殊性。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不同，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意味着改革处在了十字路口，既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可能因为改革失败而退回到旧体制中。正如吴敬琏针对我国经济改革所指出的：“由于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旧体制遗产的严重存在，现有的体制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质：它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的因素；既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又可能通过统制的强化，回到旧体制去。”[8]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既有一些现代化的因素，又带有浓厚的行政化和官本位的色彩，下一步的改革走向何方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