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城镇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之重“两头”而略“中间”：首都、商业大都会及近代通商口岸向来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工商业市镇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掀起研究热潮，而对于广大中低级行政治所城市的了解，迄今为止堪称薄弱。另一方面，施坚雅有关中国农村市场结构及城镇体系层级的理论，①虽然在国内外影响深远，在具体研究中，围绕其概念方法作宏观论述者固不乏其人，但将施氏提出的研究原则运用到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作微观个案研究者，仍属少见。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数量众多的中低级治所缺乏了解，自然也就无法按照施坚雅的方法，将城市和市镇融入“地方体系层级”的整体中来加以讨论。 文献资料的缺乏当然是相关研究进展有限的重要原因，对于近代以前，这可能也是无法突破的一个障碍，但近代史料却更为丰富且具有细节。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嘉兴县为例，尝试对地方城镇体系和市场层级展开微观分析，并对中低级治所城市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观察。 一、嘉兴城镇体系的成长 明初嘉兴县隶属嘉兴府，宣德五年分为嘉兴、秀水、嘉善三县，延续至清季不改。民国废府存县，合并嘉兴、秀水两县为嘉兴县。③本文所称“嘉兴县”，指民国时期的政区疆域。嘉兴县城明清时期为嘉兴府城，宣德五年之后同时为嘉兴、秀水两附郭县县城，长期为地方行政中心。 明清时期嘉兴、秀水两县市镇体系发展的状况，仅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可说是“缓慢”乃至“停滞”，与同期市镇数量增长迅速的地区如苏州、松江等府形成鲜明对比。据弘治年间的记载，嘉兴县有钟带、朱村、新丰、新行、王店五个市镇，秀水县有陶庄、新城、濮院、王江泾、彰陵五市镇。④至晚明，嘉兴县有王店、新丰、钟带、新行四镇，秀水县有王江泾、新城、濮院、陡门四镇。⑤百年间衰落两处，仅兴起一处(陶庄割隶嘉善)。此后直到光绪初年，地方志关于市镇的记载变化极少，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比之晚明仅增加了秀水县塘汇一镇。⑥当然，这些市镇的规模与经济影响力之巨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早在晚明时，据载新城、濮院、王江泾三镇的人口规模就分别达到7000～10000户之多。⑦乍一看，似乎近代以前嘉兴的市镇发展模式与苏州、松江等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然而，这种差别极可能只是文献记载漏略的结果。从光绪末年开始，地方志以及社会经济调查资料记载的市镇数量骤然增多，总计从清末到1930年代初期，嘉兴县(含秀水县)全境曾经列为市镇的地名共有45处。⑧正如包伟民指出的，从光绪府志到民国新志，“三四十年间(嘉兴县)市镇增加近10倍，不可理喻，说明光绪志只是记载了当时的中间市场而已”。⑨实际上，各县仅记载四五处重要市镇，似乎是明清嘉兴、湖州一带地方志编纂者长期遵循的惯例。时间长了，编纂者自己也产生错觉，如光绪《嘉兴县志》的编者认为：“案嘉兴县市镇……司志以《大清一统志》所载四镇列于篇。百余年来，民物丰阜，余贤埭、石佛寺、凤喈桥、竹林庙、曹王庙、兴禅寺、庄丝里、吕家埭各有市。咸丰间避乱侨寓，曹庄、徐婆寺、幽港大桥各有小市。”⑩似乎当地市镇由4处发展到15处仅仅是嘉庆以后“百余年来”的事情。事实上，嘉庆县志已坦承：“自明初至国朝，四百余年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即如新行则市而为镇矣。今以《大清一统志》所载之四镇列于篇。”(11)由此可知，编纂者明知“四百余年间”当地市镇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已有很大发展，但仍满足于抄录旧文献。 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不难发现一些市镇在光绪以前早已兴起的迹象，如竹林庙市，虽然到1930年代很可能已经衰废，在晚明却已是商业聚落：“环庙而居者无虑数千百家，桑麻烟火实殷轸焉。庙既当都邑聚落之交，游人士女商贾行旅经是者必憩息其下……”(12)同时期的曹王庙也有“郡之士女，岁时祝拜，数不可记”(13)的盛况，可能至少已是一个季节性的庙会市场。 《嘉兴新志》关于一些中小市镇历史沿革的简要记载如下： 三店镇：其地始于明代开辟。 马厍汇：至清乾嘉间，抅大厦于汇上，居民四附，生齿渐繁。然当时市集，犹在镇北半里许之东张兜。洪杨乱后，镇始有店，浸成市集…… 南汇：向住鱼虾小集，明末清初时始行开辟，近年新筑廛屋不少…… 陶泾：清同光间始有店肆，逐渐增多，遂成市集。 塘汇：旧名涨沙村，元隐士盛子樵避乱居是……一时相就者十余家，其后编氓相望，市廛鳞次，成为巨镇。洪杨之乱，粤匪据城，以此为买卖场所…… 新社：镇之原始或即(兴善寺)山门附近所设香烛店数家。洪杨以后，市廛渐多，近年进步益速，俨为一小市集。 凤喈桥：宋赵子固及明孝廉巢鸣盛居此，道光以来，教育渐兴。(14) 这些记载当然是相当零星而含糊的，但仍足以说明：嘉兴地区市镇体系的发展过程，与早经揭示清楚的苏州、松江等地相似，都是明代初期甚至早至宋代以来地方市场和商业网络长期扩展的结果。在这一长期历史进程中，当地市镇数量逐步增加，层级体系渐趋完整，至民国时代，以传统社会经济背景而论，已臻于成熟。 二、城镇人口与商业规模 在分析19世纪中国城镇的经济层级时，施坚雅最为重视的三方面指标是邮政地位、商业和税收规模、“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15)所谓“增值商品和服务”，可据克里斯塔勒的表述加以解释：较高级的中心地提供较高级的中心商品和服务，较低级的中心地只能提供较低级的中心商品和服务。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不仅是经济性的，“还应包括非经济性的、文化、卫生以及政治方面的”。(16)广义地说，邮政也属于“较高级的服务”之一种，可与其他“增值项目”一并考察。本节首先考察人口及工商业规模。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要弄清楚特定城镇人口的确切数字也绝非易事。陈晓燕对近代嘉兴的城镇人口做过简单估算，其结论是：20世纪30年代嘉兴人口数超过1500的市镇达到15个，可视为中间市镇层级，其中新塍、王店、新丰、濮院镇区人口超过5000，可视为“特大市镇”。总计市镇人口与县城人口，嘉兴的城市化比率可达到28.2％，除去规模较小的基层市镇人口，也可达到24.4％。(17)陈氏主要依赖《嘉兴新志》及《中国经济志》提供的有关城镇商店数量的数据，按照26∶1的“人口—商店比”推算，其可靠性需要进一步检验。有关嘉兴城镇的人口、商业数据的若干记载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