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4-108-119 2013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宣誓就职，正式开始其执政的第二任期。回顾过去几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旨在修复受损的美国霸权，重塑其全球领导地位。基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奥巴马提出了强化金融监管、出口倍增和重建制造业的口号。着眼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奥巴马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推动页岩气开发，以抢占下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面对倍受诟病的美国医疗制度，奥巴马破釜沉舟、力排众议，通过了医疗改革议案。在外交上，奥巴马对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军事优先的政策风格进行纠偏，并将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方向，这与美国需要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的现实也大体契合。应当说，奥巴马的变革思路符合美国当前和中长期的战略需求，促进了经济复苏、释放了社会活力，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处境。然而，总体而言，美国的此轮变革效果不彰，其面临的内外挑战并没有根本性缓解，特别是对霸权修复这一战略任务而言收效甚微。既然奥巴马新政看似步步为营，为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美国面临哪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本文试图以后冷战时期这一更长历史时段为时间坐标，从变革时机、外部障碍和内部困难等层面入手来分析美国变革面临的困惑，以此窥视奥巴马第二任期乃至更长时期美国的战略方向。 一、变革滞后与体制性弊病的累积 在国家决策中，领导人面临的一项经久困境在于国际环境复杂性与决策者认知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领导人永远不可能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决策，同时也难以避免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即便一国在某一时期通过正确决策抓住了战略机遇，实现国力和地位的急速提升，但如果它因此固步自封，拒绝持续的变革努力，那些造就其成功的体制很可能在下一轮的世界潮流中僵化失灵。汤因比就认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非常成功的创造者，到了下一个阶段，他的成功正是再继续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这些曾经的创造者，因为他们前期的创造行为，从而使他们现在正处于社会的最有权利和最有影响力的地位。正是因为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他们将不会继续帮助社会有任何前进，而只是采取‘靠着船桨休息’的态度。”①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具有变革调适的能力，在不断试错中修正目标、改进手段，进而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 (一)变革调适与美国的成长之路 在两百多年的国家成长历史中，变革调适一直是美国一项重要的战略素质。每当出现重大危机时，美国的政治精英总能够通过体制性变革及时纠偏错误，从而化危为机，实现国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学者袁鹏就认为周期性体制变革是美国崛起并称霸的法宝，他写道：“由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领导的改革，奠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及一整套符合美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确立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老罗斯福和威尔逊领导的‘进步运动’，解决了美国步入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国际化‘大转折时代’面临的系列难题，使美国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功实现崛起；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则是一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奠定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由此而成西方霸主。”② 同样，美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胜利，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内部变革的成功。③事实上，在冷战对抗初期，美国并没有展现出必定能够战胜苏联的可能图景。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然而在科技、军事、政治和地缘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美国的海空军实力的确卓尔不群，而且率先制造出了原子弹，但苏联很快就打破了核垄断，并成为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国家。在冷战对抗前沿的欧洲，美国及其盟友的军力部署在苏联强大的坦克集群面前显然处于弱势，以至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避免常规作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苏联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即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离心分化的倾向，美国出于对苏联权势的顾忌也多半选择自我克制。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亚非地区，美国在一开始被视为欧洲传统殖民势力的支持者，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度更具吸引力。甚至在心理层面，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渲染共产主义威胁，以塑造遏制苏联势力扩张所需的国内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爆发的早期，美苏对抗的胜负并不明朗，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内外困境进一步加剧。在内部，美国社会躁动不安，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游行等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传统以白人精英为标准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严重质疑，不同人群和种族都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外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苏联不断充实自己的核武库，美苏之间达成了所谓的“核恐怖均衡”。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在贸易总量、市场份额和工业能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