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十年，尽管西方大国不断扩大它们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但并未对非洲实施直接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而自2011年始，西方大国在“保护的责任”的名义下先后对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非洲国家施行了军事干预。这不仅对非洲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未来十年西方国家对非洲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干预模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将从理论演变与论争、实践特点和结果来解析当前西方大国对非干预的新变化。 理论：从“新干涉主义”到“保护的责任” 冷战结束后，随着人权国际保护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国际干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际干预的理论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政策主张。为了给自己干预他国的行动制造道义和法理依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了“新干涉主义”。新世纪以来，联合国采纳了由西方国家首倡的“保护的责任”的理念，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干预的基本理论。 (一)“新干涉主义”在非洲的实践结果和理论缺陷 “新干涉主义”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斯特德曼和格莱农于1993年提出的。随后被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不断阐释，形成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实施国际干预的基本理论。该理论“以人权高于主权”和“捍卫人类普遍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为主要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目的，在国际社会大行其道。该理论一问世，非洲就成了西方大国实施新干涉主义的试验场。1993年，美国就在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述的干预措施的授权下，对索马里实施了干预行动。这次行动被看成是人道主义干预拓展出新标准的一个里程碑。①其结果是干预的失败，美国付出了18名士兵死亡的惨痛代价，并撤出了在非洲的维和部队。随后，其他西方大国也开始减少对非洲的干预。以至于1994年4月在卢旺达发生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问题时，西方大国也采取了旁观的漠视态度。然而，在拉美地区，1994年10月，美国出兵海地，更换了该国政府；1998年10月英国引渡了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这成为“新干涉主义”实践的成功案例。此后，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危机中大行新干涉主义之道，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对南斯拉夫这个主权国家实施了强力的军事打击，甚至不惜炸毁中国驻南大使馆。“新干涉主义”在科索沃的实践，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该理论也深陷困境。其原因在于： 其一，人权与主权关系的颠倒。“新干涉主义”以“人权高于主权”作为理论基础，大力鼓吹“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等谬论，搞乱了人权与主权的基本关系。从政治理论上讲，人权不仅是主权国家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且归根结底是主权国家政府管辖的内政事项。没有了主权，如西方对亚非拉的殖民统治时期，人权保护只能是空中楼阁。历史上谁见过殖民时期的西方国家关注过亚非拉国家的人权？现在谁又见过流离失所的难民在他国享受过与该国国民同等的人权？因此，主权国家的富强才是解决国民人权不受侵犯的坚实基础。人权怎能无国界？主权又怎能过时呢？在实践上，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在索马里的实践、在科索沃的实践，不仅没有让这些国家的人权得到改善，反而使这些国家失去了主权管理人权和改善人权的有效性。 其二，人道、道义的丧失。“新干涉主义”的核心是“人道”，其干涉的目的是要“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建立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与良治国家。可是“新干涉主义”在科索沃等地的实践并没有实现西方所说的“人道主义”结果，也没有建立一个民主与良治的国家，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的灾难。②不仅在科索沃，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地方(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人们根本看不到干预后的“人道”、“道义”、民主和良治。非洲国家认为，在一个曾多次遭受干涉的大陆，把某种军事行动看作“人道主义”，会偏离它的真正本质。③ 其三，干预没有法理依据。“新干涉主义”受到批评的最关键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它与现行国际法中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国家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为实施干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得不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绕开联合国，采取了单独的干涉行动。这实际上就是它们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干涉行径不仅干预了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力，而且破坏了主权国家政府自主恢复正常秩序的能力。西方大国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在联合国和一般国际法准则中根本找不到法理依据。④因此，“新干涉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无法获得各国的认可。 (二)“保护的责任”理论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后，“新干涉主义”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针对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行为的难题，提出各国应当在此问题上达成新的国际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