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以来笔耕不辍，近十年来已成为当代欧陆最具声望的思想家之一。阿氏的著述如果可以分早期与晚期的话，那么我们或可这样来进行区分：阿甘本早期著作的聚焦点在语言，而晚期著作之落足点则是生命。阿甘本曾把自己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描述如下：“‘存在着语言’这件事，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说话’，这又意味着什么？”(Agamben,1993a,p.6)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阿甘本显然追随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去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去想象一种生活形式”。(Wittgenstein,p.8)对于阿氏而言，只有一个方式表达出了“我说话”本身的意义：“我生活”。生活之存在是语言之存在的最恰当的表达。就这样，阿甘本从关注语言的问题转到关注生命的问题，并深刻地推动了由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启动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的发展。他的绝大多数读者都会认同，阿甘本的最大思想贡献，便是他关于生命政治的论述。 然而，确实如阿甘本多部著作之译者与研究者基希克(David Kishik)所言，阿甘本的写作具有独特的“碎片式的风格”(fragmentary style)，论述总是被不断的章节停顿所割裂，而且总是在一种“悬而不决的气氛”中。这使得其著作中没有表述出来的东西要远远大于写在纸上的内容。(cf.Kishik,pp.39，50)《阿甘本的哲学》之作者米尔斯(Catherine Mills)也曾这样说阿甘本，“他的绝大部分的著作篇幅不长——经常连150页都不到，但这并不意味着阅读它们是一件轻松的事。相反，高度压缩的论点与洞见，却是以不做展述的方式来提出。”(Mills,p.2)本文旨在检索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述的内在思想史脉络，并尝试把作者未作充分展述、但包含在其论述逻辑中的诸种潜在的观点，做出一个精要性的梳理与透析。 一、生命政治：从福柯到阿甘本 “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bio-power)的提法，肇始自福柯(Michel Foucault)。我们知道，在福柯这里，作为对生命及其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干预、扶植、评估、调节、矫正的全方位权力体系，“生命权力”产生于文艺复兴以降的“古典时期知识型”中。“生命权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二是“人口的生物政治”，即“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控制。(参见福柯，第100-101页)生命权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能“让你死”，而是通过干预人的生活形式来致力于如何“使你活”。这种权力不但具有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例如摧毁、剥夺、限制、阻碍等，而且具有生产性的、肯定性的力量，行使着规范化的和规则性的“生命管理”(life administration)职能。生命政治的主要产物，便是为数庞大的顺从的、富有生产力的、训练有素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在福柯看来，这些数量巨大的“驯服的身体”，正是启蒙时期以来西方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社会能量之一(东方则由于过长的前现代社会时期而使经济发展滞慢)：“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文艺复兴时期称之为“‘生物现代性’的开端”。(同上，第98、101-103页) 不同于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现代性的产物，在阿甘本看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只是生命政治漫长历程中的一个极端的新阶段。整个西方政治传统都建立在生命政治之上。在《神圣人》一著开篇处阿甘本就指出，古希腊实际上有两个词，可以对应今天英文中的“life”一词：“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不仅仅是“活着”，而且是活得好、活得有质量、活得幸福。(Agamben,1998a,p.1)质言之，前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事关家庭(oikos)、繁殖；后者指政治层面上的共同体生活，事关城邦(polis)、好生活；前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之“实质”，故此没有复数形式，而后者则是人所独有。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是政治的动物”。 古典世界里，自然生命实质上是被严格排除在城邦之外的，而只是同家庭相关。家庭仅仅是动物性活动(如吃喝、睡觉、繁殖、哺育)的场所，而城邦才是人的活动之场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政治之域——尽管本身因生命(life)而形成，但其所旨在达成的，却是美好生活(good life)。换言之，zoē被排除在城邦之外(仅仅作为城邦的生物性基础)，城邦只同bios相关。阿甘本认为，这一点恰恰透露出了城邦(政治)的基础：它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排除之上——对自然生命的排除。如果以阿甘本的方式来提福柯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当这个被排除的元素现在在现代性状况下被纳入到政治之域——“生命政治”——中，这意味着什么？ 对于阿甘本而言，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仅仅把自然生命纳入到政治领域中这么简单。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它是如何被纳入到政治之域。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政治的症结恰恰在于：那个被排除的元素——自然生命(它的排除，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构建了政治之域)，仍是通过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到政治之域。按照这个论点，古典的城邦也正是通过把生命排除的方式而将其纳入(作为和bios无关的生物性基础)。因此，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现代性和古典性确有脉络可循，只是现代性状况下它发展出了一个极端的新状态。 福柯的分析已告诉我们：人的自然生命沦为权力施加于其上的对象——出生、死亡、生育、疾病皆被纳入到现代政治的全方位治理之下。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恰恰是以被对象化的方式而被纳入到政治中。而阿甘本的分析，则更进一步。从古典视角来看，生活(bios)本来就是政治性的；而所谓“生命政治”，便正是将生命(zoē)也拉到政治里来——在古典世界里生命被直接排斥，而在现代世界里生命则被捕获、被征用、被控制(或说得好听些，“被管理”、“被治理”)。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命被拉进政治，并非是使其与生活相融合，而恰恰使两者彻底分隔(不管是以被排斥的方式，还是被捕获的方式)。换言之，对于阿甘本而言，生命政治的症结并不只是它将诸多的生活形式(bios)压缩成自然生命(zoē)，而且还将生命同生活彻底分隔开来，通过这种分隔而提供了制造赤裸生命(bare life)的状况。赤裸生命——其典范就是古代罗马法里的“神圣人”(homo sacer)——就是被剥除了政治生活的自然生命。任何人都可以杀死赤裸生命，而不用面对政治共同体的惩罚，如同夺去一头动物的生命。我们看到，生命的被政治化，其直接产物就是赤裸生命——赤裸生命并非仅仅就是自然生命，而是时刻面临死亡的自然生命，因为它尽管在共同体之内，但其合法状态并不被后者承认，故而是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