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德国爱尔兰根学派(Erlanger Schule)创立人之一卡姆拉(W.Kamlah)发表了《海德格尔与技术——一封公开信》。①他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原因是：第一，他认为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未决的问题，即技术的本质为何？我们究竟为何目的使用技术手段？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开放性，并且他对海德格尔的回答略感失望。第二，海德格尔所作的关于技术的报告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公开演讲，而不是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内部的小型研讨班，海德格尔的一言一行应该承担更多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卡姆拉通过公开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其着眼点在于哲学语言的使用及其引发的公开效应，而后者恰恰是海德格尔不太关注的问题。 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一些传记材料表明，卡姆拉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这仅限于卡姆拉在马堡求学期间曾参加过海德格尔主持的研讨班。严格说来，卡姆拉并不算海德格尔门下的弟子。比起学界所熟知的伽达默尔、洛维特、阿伦特等人，二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更谈不上有何私交。一位是享誉世界的哲学大师，另一位只是普通的哲学教授。这封公开信可以看作二人之间为数不多的在学术争论上的直接交锋，颇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味道。②并且，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这一公案在20世纪50年代初尚未成为焦点事件，众多的当事人更多选择了缄口不语，海德格尔本人当时更是讳莫如深。同样身为德国人，二人以不同的命运被卷入历史洪流中。卡姆拉在1934年因政治原因被纳粹分子终止教学，后被征召入伍，并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其晚年因不堪战争创伤的重负而自杀。海德格尔于1933年5月至1934年2月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发表了对纳粹运动的认同和支持的言论，例如《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等；而战后的两件事情更是把海德格尔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是海德格尔在1953年原封不动地出版了1935年的讲稿《形而上学导论》，二是在海德格尔去世的1976年，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对海德格尔的采访录，这实际上是1966年的采访，也是海德格尔为其“纳粹丑闻”所作的唯一公开辩护，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正式作为一段公案引起整个学界的关注。哈贝马斯曾批判海德格尔直到1953年出版《形而上学导论》时仍坚持其原来的看法：纳粹运动具有“内在真理和伟大”，“当时，他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坚信不疑，认为它可以把技术力量用来为筹划新的德意志此在服务。……后来才把技术在本体论历史上的概念当作一种框架(Gestell)概念加以阐明。”③对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与其政治的实践是否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卡姆拉没有直接提及，也没有直接表明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一书的关注，然而卡姆拉在公开信中所争论的哲学语言的创制与使用、技术使用的目的、哲学在公共空间产生的教化功能等都间接地进入了这段公案的语境。换句话说，卡姆拉的思考间接地纳入了“哲学思考及其实践”的问题框架。 卡姆拉在公开信中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海德格尔作公开哲学演讲的方式是否与海德格尔的期许相背离？严肃而略显枯燥的学院哲学能在公众中产生何种效应？在海德格尔演讲之时，哲学家、公众和媒体之间相互合流，哲学仅仅成为一种时尚，而公众的哲学欲求只是想获得些许对生活有所助益的世界观，那么，新闻报道者与演讲的组织者是否扮演着思想的贩卖者的角色？双方的合流、丧失评判能力的公众与疯狂环绕着的崇拜者们无疑演绎了一种时髦的哲学消遣以及一种神话式的言说方式。卡姆拉所说的演讲是指1953年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科学院所作的《追问技术》的报告，萨弗兰斯基所著的《海德格尔传》中记录了演讲的来龙去脉及其效应。二战后，海德格尔因为其纳粹问题被禁止授课，他需要一个在大学讲堂之外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思考，而听众则是商贾名流之类的社会精英。演讲盛况空前，海德格尔也对此颇为满意。1953年在慕尼黑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这也许是战后海德格尔最成功的讲演。……人们为之欢呼，因为他的口吻恰恰迎合了50年代人们渴望听到的那种高调。”④在1954年出版的《演讲与论文集》的“前言”中，海德格尔对自己1950年代初的若干演讲作出以下总结：“通过不懈的努力为自古以来有待思想、但尚未被思想的东西准备好一个领域，而从这个领域的运作空间而来，尚未被思想的东西才要求一种思想。……一位在思想道路上的作者充其量只能有所指引”。⑤ 由此，卡姆拉产生了第二个疑问：面对技术时代的来临，思想家们对此现状有所领悟和思考，卡姆拉与海德格尔一样都处于这一语境当中。技术作为人类的行为及一种合乎人类目的的手段，这种想法通行于人们日常的流俗观念中，并且，无论人们在思想脉络的梳理中对古代技术的本质有何看法与争议，其对现代技术的基本判别是一致的：现代技术所笼罩的社会形态构成了现代人的整个生存处境，这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剖面；技术的工具性席卷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人，如何思考技术的本质？这构成一个问题。因此，真正的分歧在于人们以何种方式、方法真正地进入这个问题。 如何在技术社会中重新构筑理性的家园，海德格尔创制了独特的哲学术语，并运用了词源学的研究方法。他用“座架”(集置，das Ge-stell)⑥一词指称现在的技术世界。海德格尔一方面延续了对人的此在问题的解释，另一方面返身回到古代希腊的资源。“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⑦海德格尔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对工具性的本质进行思考：无论是器具、艺术品，甚至是自然(Physis)，都是一种产出(Her-vorbringen)。自然是最高意义上的“产出”，自然中花朵的开放(存在地绽出)对应于人工行为所产生的器具(存在地绽出-存在着的存在-存在着的存在者)。器具在人工生产中被制造出来指明这一维度：“存在着的存在-存在着的存在者”，器具的器具性(器具的规定)算计着自然，建立着人的日常世界。要之，海德格尔力图表明两种“思”之可能：一是自然成为一个可计算的世界，技术的本质落入技术与无蔽-真理(aletheia-Wahrheit)的关系中。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导致的危险(Gefahr)在于合于技术本质的领域(解蔽的领域)被开启，人接纳此命运而被卷入其中。人不得不承认技术之座架(Gestell)成为人的实际生存的基底。自然被“纳入”人的生存历史中。二是借助古代希腊思想家的资源，实施一种词源学的工作。“一位思想家的‘学说’则是在他的道说中未被道说出来的东西，人遭受到这种东西，致使人为之而效力。”⑧我们的运思获得一种“思维的返转”的可能性，在承受人的存在命运的同时，领会着从座架逃逸的自由，“终结作为完成乃是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⑨“恰恰在集置中——此集置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惟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恰恰在这种极端的危险中，人对于允诺者的最紧密的、不可摧毁的归属性显露出来了。”⑩对“唯一性”的超出是对人的存在历史的溢出，自然的发生作为最高的允诺者让人的存在“归属”于其中。正因如此，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的作者边注中表明：“不光是人！本有(Ereignis)与四重整体(Ge-Viert)。”(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