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4-0060-05

      希腊宗教学者布克特教授曾这样说：“自从柏拉图并经由柏拉图，希腊的古代信仰变得与之前有了本质性的不同。”①这意味着，古代信仰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某种根本转变，而《游叙弗伦》为我们理解这种转变提供了最佳途径。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发生过一场有关“意见”()与“真理”()的争论。所谓的“意见”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些生活在自然观点中的“多数”人()的观点，而“真理”或者说哲学则将我们从这种有限境域的私人梦幻世界中唤醒过来②。如果说雅典城邦原先的诸神信仰代表的就是一种“自然观点”，即多数人的“意见”的话，那么，柏拉图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知识的”、“哲学的”或“真理的”信仰世界。苏格拉底的敬神之审判，表面上关涉的是个别人和“多数”人之间的信仰之争，但实质上是“真理”与“意见”或习俗信仰之争。柏拉图正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个特殊事件来展现真理与意见在古代信仰问题上的这种张力。

      苏格拉底遭到两项罪名的指控，不敬神和败坏青年，前者是后者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受到雅典城邦的根本指控就在于不敬神：苏格拉底自己不敬神，还教青年不虔敬。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这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申辩》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作的一场事实辩护，以虔敬为主题的《游叙弗伦》则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作的一场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他对古代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事实上为苏格拉底作了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申辩。

      一、古代信仰的危机

      古代信仰在希腊城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何到了柏拉图时代，城邦诸神信仰就出现了问题？事实上，这与当时雅典社会的政治思想处境，尤其是民主政制的发展紧密相关。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对话发生的场景，暗示了这一思想处境。

      在对话开场，游叙弗伦问：“苏格拉底，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这会你怎么离开卢凯宫()的老窝，上国王门廊()这儿来消磨时间。”③柏拉图由此点明，苏格拉底的生活场景由原来的老窝卢凯宫转到了国王门廊，这不仅表明苏格拉底生存处境的转变，而且通过对这个对话场景的思想背景的暗示，表明古代信仰所面临的问题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卢凯宫是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属地，那么，国王门廊作为一个专门处理宗教法律④事务的场所，显然是一个包含着浓厚政治意味的地方。对雅典人来说，国王门廊就是城邦传统权威的象征，也是雅典民主政制发展的见证者。著名的梭伦法令的三角板就竖立于此，而梭伦正是雅典民主制序幕的开启者。随后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德拉古关于谋杀罪的建立，亦立据于国王门廊⑤。在雅典贵族制时期，出身贵族的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制定了雅典城邦有史以来第一部成文法，这部成文法不仅规定了什么人具有公民权，还改变了政制的基础。它规定执政官不再由贵族议事会选拔，而是由城邦公民选举产生。这无疑是一场深具民主含义的政治改制⑥，而且对后来的政制和立法产生深远影响。门廊不仅立有梭伦、德拉古的法律条文，官方宗教献祭的日历也一同刻在上面。官方文件最初以刻文的方式出现在国王门廊上，这展现了雅典法律与宗教生活的公共性，它使得法律和宗教的种种责任对所有城邦民来说都成为公共的并且是可行的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法律和宗教事务成为普通城邦民可以参与理解的某种东西。游叙弗伦指控父亲的行为表明，雅典民众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传统虔敬观，而不像祖辈那样仅仅以习俗的方式来践行虔敬。

      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是古代信仰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同时，伴随民主制发展而来的智术师运动是古代信仰的直接冲击者。普鲁塔克认为，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民众开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推翻了一切曾经被遵守的古代法律和习俗，其结果就是伯利克利所推进并维护的彻底而纯粹的民主制⑧。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种民主制依赖于两大原则，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乃是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是委托给少数人，而是面向多数人，但一方面法律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允许个人在其中充分发挥其价值⑨。这两大原则意味着，一方面权力应当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所把持；另一方面，肩负向民众提供意见、代理民众事务之职权的高级官职，应当委托给那些最适合、最有能力执行这些职责的人⑩。这样一来，倘若一个社会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它必然会强调某种关于公开演说和论辩能力的特殊技艺。因此，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带来两个重要后果，一个是公开论辩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另一方面，对这种特殊技艺的重视极大地刺激了智术师运动的发展。雅典公民为了出人头地，尤其在公开演讲中展露才能以谋求仕途或者在法庭辩论中取胜，纷纷向智术师拜师学艺。虽然智术师学说使希腊哲学转向研究人本身，并为青年的系统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其学说同时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他们不仅使人们对宗教和道德的公开探讨成为可能，而且更以其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现存的权威(11)。这一运动对雅典政治思想的冲击主要在于他们引发了一场关于习俗与自然的著名争论，即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究竟是基于各个城邦的不同习俗，还是基于自然(12)。这些智术师拥有一种攻击古老传统的热情，他们以辩论术为手段，用一种所谓的正义来替代古代的一切习俗之法。这种辩论术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了自由之境界，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城邦生活的神圣基石(13)。因此，如果说雅典民主制为虔敬的公开探讨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可能性，那么智术师运动则在现实层面落实了这种可能性，尤其以其典型的相对主义价值取向令城邦诸神信仰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