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1920—1945年)遗作诗集《十月的歌》于1958年出版后，在日本就有了介绍和翻译，他的生涯和诗歌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人，尤其是其中一首短诗《一个日本兵》扣动了日本人的心弦，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当时陈辉虽然还很年轻，创作经历也不那么丰富，但是这首诗艺术性很高，只有经过战火洗练的人才能创作出来，时至今日仍然能唤起日本人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创伤记忆，可见这首诗的力量之大。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也有很多日本士兵在战场上写过诗，留下了不少发自肺腑的作品。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诗人，有的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有的也从来未写过诗。二战时期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专业诗人都随声附和军国主义，当时日本的诗坛一片暗淡无光。但是，我们却可以从那些日本士兵的诗歌里发现一些战争深层的创伤记忆的表述。此文拟对这些战场上的诗歌创作予以考察，借此对如何继承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一个日本兵》在日本 陈辉于1938年到延安进入联大学习，1939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通讯社当记者。《一个日本兵》大概就是在浑源至阜平的路上创作的，正值陈辉去平西展开游击战的前夕。 一个日本兵，/死在晋察冀的土地上。//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他的手，/无力地/按捺着，/被正义的枪弹，/射穿了的/年轻的胸膛。//两个农民，/背着锄头，/走过来，/把他埋在北中国的山岗上。/让异邦的黄土，/慰吻着他那农民的黄色的脸庞。/中国的雪啊，飘落在他的墓上。//在这寂寞的夜晚，/在他那辽远的故乡，/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垂着稀疏的白发，/在怀念着她这个/远方战野上的儿郎……/1940年2月12日夜写。① 1962年，秋吉久纪夫把陈辉的《卖糕》《一个日本兵》《六月谣》《姑娘》等作品翻译成日文。同年，今村与志雄也把《献诗》《姑娘》《回家吧》《吹箫的》《卖糕》《妈妈和孩子》和《为祖国而歌》等作品译成日文，但在今村的翻译作品里找不到《一个日本兵》②。 后来，上尾龙介对陈辉生涯和创作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因他自己也曾上过战场，对这首诗理解得很深刻。《母亲》中有这么一段：“不，也许你老人家，/也在这同样的黑夜里，摇着白发，/惦念起远方炮火里的儿子。”③所以他指出，《一个日本兵》的情调和后来的《母亲》很相似。上尾认为，陈辉诗歌里总会流露出两种感情，一种是对母亲的爱慕思念，另一种是因自己对死亡有一种预感而产生的悲伤之情，陈辉从战死的日本兵身上联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死去，同时又想到自己的母亲，这两种心情映出了一幅他的自画像。长诗《红高粱》是陈辉代表作之一④，是纪念他年轻的战友史文柬写的。上尾从中也看到了陈辉的自画像，他认为，陈辉从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史文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将来，因此也可以说《红高粱》就是他给自己编写的一首挽歌⑤。 1985年，上尾还亲赴涿县去采访过一些跟陈辉打过交道的人，追寻他的足迹，撰写文章纪录并歌颂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名抗日战士的壮烈生涯⑥。 秋吉久纪夫在几篇介绍陈辉的随笔里，反复谈到陈辉的诗歌总让人感到一种温暖⑦。有一个名叫田边利宏的日本士兵，他也写过送别战友的诗歌：“悲哀的护国鬼魂们，/春雷涌动之夜，/你们还在拿枪杆子/召唤着要走的我们呢？”田边26岁在苏北战死，他在小本子里写下了二十四篇诗歌。秋吉拿田边这首诗来做对比，“同样是写了埋葬战死的日本士兵，在田边的诗歌里却感觉不到一丝光明，而陈辉诗歌里倒充满着超越敌我的温暖，可见只有具有普遍性的爱才会有伊甸园。”1994年他也到涿县的陈辉墓地以及平西烈士纪念馆祭拜过⑧。 2002年，日本诗人石川逸子读了秋吉的译作和介绍，感慨地说：“这首诗的主调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兵的憎恨，而是对被大日本帝国逼着去当侵略军士兵而死去的日本青年表达了一种静静的哀悼之意，他的想像力和崇高品质值得赞赏。”她介绍了两个日本士兵的诗作之后，说：“他们都很冷静地凝视着对象，细腻而又敏感，他们没有把眼前的‘敌人’看作物体，而是看成一个人来对待，对死者表达了一种哀悼之念。”⑨ 2010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上尾和秋吉后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有一个中国诗人遥想日本兵的母亲》(继承战场记忆系列3)⑩。2012年我在课堂上让学生看了这篇报道，很多学生都为之感动，并反省自己对历史理解得不够。陈辉超越国境、超越敌我之间的憎恨，对丧命于战场上的日本士兵表示哀悼，并遥想远在日本的死者的母亲，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深受感动，同时，他的诗歌也促使我们这些加害者的后代深刻反省。 二 解读《一个日本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首诗在日本是作为一种超越国境的艺术表述来加以欣赏的。那它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普遍性的呢？ 对于这首诗，有位中国学者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作者抒发了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控诉。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日本人民的。世界的劳苦大众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这场战争的发动者。”(11)他确实点明了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这种政治思想又是如何会附上艺术性的呢？ 陈辉诗歌描写的对象都非常具体，凝视着一个个的生与死，而且对每个生命都非常珍惜。 至今为止，非人野兽是中国对日军形象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形象就是沦为侵略工具的认识。1939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布了《告日本兵书》，向日军呼吁：只有“共同打倒日阀，彼此始得解放。”(12)诗人侯唯动在《斗争就有胜利》这篇诗作中呼吁：“遭遇了日本兵/——那些被迫来的人民，/我们底日本同志就喊着/‘士兵不打士兵’/‘中国人民不打日本人民！’/到夜里，/正值人员全体出动，/在战区底电杆/树干/墙上/贴遍了中文日文的印刷品。”(13)源于这种深邃的思想，中国有一些诗人对日本兵的尸身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对于这一点，中国有一位学者指出，“这种让人乍听难以置信的情感却真实地存在于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14)，对他这种表述，我非常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