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登临文坛之日起，“难度”就一直是李洱小说的重要标志。“对于我来说，难度是我的写作动力，是对自己的挑战。取消了难度，我无法写作，写作的乐趣没有了。”①“难度”是李洱小说的理想追求，是众多读者阅读其小说后的普遍感受，同时也是专业读者需要面对的难题。在此前提下，本文以“综论”的形式评述李洱的小说就容易成为一次文字的冒险。但如果将“难度”视为一种历史的沉积，即它是由李洱的创作史和面对的时代、文学代际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等构成的，那么，“综论”又自有其客观意义上的合理之处。至少，它可以尽量呈现李洱小说的历史构成及其丰富性。 一 “午后”的立场 在《写作的诫命》中，李洱曾谈及自己的创作：“午后，这是暧昧的时刻……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为午后的写作。”之后，李洱又结合加缪的“正午的思想”，指出“悲观与虚无，极权与暴力，在午后的阳光下，不仅仅是反对的对象，也是一种分析的对象。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更复杂、更多维的东西。午后的写作也由此区别于正午的写作。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面对丑和平庸，写作者的精神素质会受到根本的衡量，写作者严格的自我训练再次显示出了必要和意义”②。由于和“正午”进行比较，我们不难体味到“午后”隐含的价值判断：“午后”告别了“崇高的悲剧”，进入了暧昧、平庸的日常生活；“午后”是当下写作的写照，它充满怀疑、矛盾直至分裂与背离，衡量着写作者的积累、素养和能力，而其具体的写作也必将呈现出“开放的状态”。 发表于《大家》1998年第2期上的中篇《午后的诗学》使“午后”一词得以名至实归。从一开始，写小说的“我”和诗人费边关于彼此初次见面时情景再现的大相径庭，就预示了这是一个记忆无法确定的故事：同样是费边朗诵了诗，但时间、地点、内容、氛围的迥然有别已决定了不一样的结果。进入90年代，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们聚会谈论的话题大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每当此时，费边总会表现出善于“分析”、“观察”和“判断”的一面，他要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要么随口说出带有哲理、诗性的精彩句子，比如“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和“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现实生活的平庸、乏味和悲剧性的结局。阅读《午后的诗学》，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虚无感和失败感。费边写诗，也愿意和人雄辩，他清晰地记得叶芝的诗“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雄辩，和自己雄辩，产生的是诗”。但他的生活空有诗的外壳，早已丧失了内在的诗意。这种境遇，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日常生活状态的折射，是“午后”立场的有力注脚：此时，费边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同一性，他虽可以通过经典语言、诗句的援引和仿造产生雄辩的气势，但在华美、庄严、深刻的语言表层之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哲思警句、“诗学话语”隐含的固有价值体系已然蜕变，主体思辨精神和行动能力之间也由此错位并使生活充满焦虑。然而，这一切又是真实的并负载着当下写作的意义，除了呈现当下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之外，创作本身也从往日俯视芸芸众生回归到生活之中，此时，如何完成日常生活与文字创作之间的转换，进而凸显排芜去蔓、细节真实、穿越表象的能力，自然也成为摆在当代小说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按照李洱后来的解释，即“我所理解的‘午后’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类似于哈维尔所讲的，在午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靠某种惯性向前滑动。那种朝气蓬勃的，对生活有巨大解释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一种复制的，慵懒的，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光”③。“午后”还包含着如何向历史敞开等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午后的诗学》之外，《现场》《国道》隐含着重大题材；《错误》《遭遇》《秩序的调换》等呈现了重复、恐惧、了无生机的生活状态，“午后”的立场反思了以往创作激情、悬浮以及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性，力图以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书写当代生活，价值模糊、风格暧昧甚至叙述上的“有始无终”等，都成为其外在的重要表征，而由此言及后现代、零散化、新历史等手法也同样不再让人感到意外！ 二 “基本的形象” 李洱的小说主要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以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探索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纵观李洱的创作，即使是那些讲述历史、面向乡土的故事如《光和影》《故乡》《鬼子进村》《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其主人公形象仍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的面貌及李洱本人习惯的介入视角。结合作家的成长史可知，“基本形象”的确立首先取决于李洱的生活经历。李洱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专业作家，对校园生活、知识分子的知与行十分熟悉。他生动真实地刻画了孙良、华林、吴之刚等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弟子，还有兼为诗人的费边和他的朋友，进而深入其情感世界、私人生活。他不时于小说中闪现“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层次越高，会议的学术品位就越低”(《夜游图书馆》)；“虽然顾氏已经脱离学术界多年，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有纸上谈兵，才能够抵达学术的前沿”(《黝亮》)等既具调侃性、又富辩证性的句子，显然与其专业身份、从业经验有关。当然，如果从创作主体着眼，“知识分子”对于李洱的意义又是“多重”的。正如他可以在随笔、访谈中如数家珍地谈论加缪、库切、卡佛、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创作，可以准确回顾当代小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发展过程，并指出当下小说创作的症结所在④，丰厚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可以使其不断在创作中流露出睿智、幽默、略带狡黠的气质。他以真实的知识和虚构的力量，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叙事、刻绘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以及复杂的生活图景，知识分子的书写和书写知识分子既是其小说的前提，也是其具体展开时基本的形象、主题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