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相对偏重感性的莫言等作家不同，毕飞宇在写作中更重理性，这是他与茅盾、韩少功和陆文夫等相似的一个地方。已故学者樊骏说过，研究茅盾非常困难。他的意思不是茅盾的作品多么复杂难解，而是他的作品格外清晰，可以和应该说的话都让他说出来了，没有给人留下多少插嘴的余地。莫言的作品不大一样，感性内容很丰富，多留有任人解读并发挥的模糊地带。他喜欢离开故事主线，无节制地施展语言暴力，跑出去回来，回来又跑出去，如此循环往复，往往弄得人疲惫不堪。读毕飞宇的作品，感觉要轻松不少，只要你沿着他铺设的情节路线走，顺着他惯用的分析式或推测式的语言摸索其作品的理性结构，似乎一切都会一目了然。 读毕飞宇的《推拿》，我读出来的是“健全”与“残疾”的语义对立，以及由这种语义对立所生成的健全人与残疾人不对等的理性结构。读毕飞宇的中篇《玉米》①和《玉秀》②，我读出来的是“性别”与“权利”的语义关联，以及由这种语义关联所生成的男性与女性不对等的理性结构。男女因性别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权利，男性因权重而凌驾于女性之上，男主女从，男性的权限决定着女性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同理，健全人与残疾人因身体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权利，健全人因权重而呈强势，残疾人须随时回应健全人的意志，看健全人的眼色行事。很明显，在这两种理性结构中，作者关注的是弱者，是女性和残疾人。大概作者也注意到了弱者的人格缺陷，如《玉秧》所呈现的女人间耍小心眼使坏的自残，但这反而更能证实他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因为隐藏在这种自残行为背后的，仍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男权，是男权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释放女性的“恶”，放大女性的“小”，在拨弄女人间的是非。 毕飞宇如此构造作品，并非偶尔无意为之。他说：“小说其实就是判断，作日常的判断，作理性的判断，作情感的判断，作想象的判断。”③“判断”或许可以置换为“分析”或“推测”。不管怎么说，判断都是理性的。分析或推测也是。分析有赖于感知，推测需要凭借经验，而感知和经验，都是上升到理性认识必经的通道。理性的分析或推测，确实是他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根拐杖。借着这根拐杖走进毕飞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的小说结构艺术的奥秘。 毕飞宇作品的理性结构，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的艺术结构。毕飞宇是男人、健全人，由男人揣度女人，然后站在所揣度的女人的立场看取和叙述这个由男人所主宰的世界，就如同由健全人揣度残疾人，然后站在所揣度的残疾人的立场看取和叙述这个由健全人所主宰的世界。因为是“揣度”(推测)，所以便取了更便于操作的全知叙事，所有人物，所有事件，所有背景，所有的小插曲，全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理念似乎支配着一切，由大的情节结构直至琐碎的细节，以至于推进故事的语言，也大体上是分析式或推测式的。 在《玉米》和《玉秀》的故事中，性别与权利连为一体，不可分离。男人主宰着这个世界，女人所有的言行，都必与男人发生联系，都只有放在男人的权限范围内才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玉米》和《玉秀》给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是：时间是静止的。“1971年”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间符号，并不单指玉米和玉秀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还可以前推后移指向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把它放在“文革”，放在“文革”前后，放在民国或民国以前的什么年代，同样说得过去。表面看来，玉米和玉秀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发生在王家庄和断桥镇，但往深处看，她们的故事却完全可能发生在过去或现在某个年代的某庄和某镇，因为隐含在她们的故事里面的，是不变的“性别”与“权利”的语义关联，是自古就有并沿袭下来的男主女仆的等级结构。 “天不变，道亦不变。”按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天道即人道，人道应验天道。把儒学定于一尊的西汉的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论，以天行配世运，以人事验证天理，强调天人之间的相感互动，并据此把男性定位在女性之上。天道阴阳，人分雌雄，男主女仆的性别或社会定位对应着天理，是不可变更的。男女有内外上下之别，因而有社会权利的主从有无之分。世事如转轮，世理顺应着天理，却未必会随着时光的流转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王家庄和断桥镇变了吗？没有。玉米和玉秀是作品的主角吗？不是。《玉米》的真正主角是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这个权倾一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玉秀》的真正主角是玉米的丈夫郭家兴，这个比王连方权位更高的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抛头露面的是玉米和玉秀，在背后使力的却是王连方和郭家兴，玉米和玉秀充其量只是他们握在手心的牵线木偶。玉米和玉秀所做的一切，她们的人生轨迹，无不与这两个男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玉米又能做什么呢？作为王家的长女，她只能代她的母亲施桂芳理家，烧火做饭，抱抱小八子，管管下面的六个妹妹。母亲生完儿子算是尽了天职，从此对这个家撒手不管，只管做她的“书记夫人”，闲来倚在门口嗑嗑瓜子，聊以度日。玉米代行母亲之职，其实是代行父亲之责，代理这个王姓的家庭。同为女性，她自然能够从她母亲的平静中体验到已经麻木了的痛苦。对于父亲在外面的拈花惹草所带给母亲的伤害和屈辱，做母亲的可以不闻不问，一向好强的玉米却偏要问个明白。请看：“不过村子里的女人们马上看出了新苗头，玉米抱着王红兵四处转悠，不全是为了带孩子，还有另外一层更要紧的意思。玉米和人说着话，毫不经意地把王红兵抱到有些人的家门口，那些人家的女人肯定是和王连方上过床的。玉米站在他们家的门口，站住了，不走。一站就是好半天。其实是在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居然采用了如此蠢笨的一种方式。她不只是钉在那些人家的门口示威，而且用尽心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隐晦的言语影射、用恶意的动作羞辱被她父亲睡过的那些女人。拿同性的女人撒气，玉米就这么点本事。这分明是在替她作孽的父亲辩解，推卸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往那些受到她父亲“宠幸”的女人的伤口上撒盐。玉米的心理依据是：不是男人不正，而是女人不端。“说起来真是可笑，玉米越是不给她们好脸她们越是客气，你越客气玉米越是不肯给你好脸。你不配。你个臭婊子！长得好看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王连方要不是在她们身上伤了元气，妈妈不可能生那么多的丫头。玉秀长得那么漂亮，虽说是嫡亲的姊妹，将来的裤带子也系不紧。”横竖都是女人的错。更可悲的是，有这种想法的并不限于玉米，王家庄的人，无论男女，连同玉秀和她的妹妹在内，就没有一个人不信这个死理。在王连方一着不慎失去权位以后，在“春天那个寒夜”，在村里放电影的那个场子上，玉秀和玉叶惨遭一伙男人轮流强暴。“一个女人压低了声音，厉声说：‘不要乱，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发出这道指令的竟然是一个女人。玉秀是否能够确定这个女人就是被她父亲睡过的财广家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确实是一起女人为了复仇而假借男人之手恶毒地糟蹋女人的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可怜的玉秀和玉叶，她们不明白自己是在代父受过、替父抵债。父亲欠债太多，睡过的女人“横穿(纵贯)老中青三代”。欠债还债。一旦大权旁落，风流随之而去，就连风骚如有庆家的都胆敢在他的面前竖起贞节牌坊，催债的立即就会打上门来。催债的是女人。女人的理由很简单：你从哪里吃进去，你就得从哪里吐出来；你可以作践别人家的女人，别人家就可以作践你家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