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众多“侨寓”青年涌入初立的新文坛，有关这个群体写作、阅读生活的呈现，一时间非常多见。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就描写了一个青年作者，向壁虚构，为了捞几文稿费，要“硬写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的故事。作品的讽刺性，源于构思中的“幸福的家庭”与真实家庭场景的不断对照，而“硬写而不能”的过程，也暗中颠覆了小说开头预设的“幸福的写作”理念，即由这位青年作者说出的：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 鲁迅之外，叶圣陶、郁达夫、徐钦文、沈从文、胡也频、王鲁彦、彭家煌、丁玲、高长虹等相当多的作者，都尝试过类似题材的写作。在他们的笔下，往往会出现一个苦闷的青年作者，他处在幽闭的室内，挣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创作，过程却充满了焦灼、怀疑和挫败，最终“硬写而不能”，或结果背离了初衷。这一形象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现象”来看，不仅表达了一般性的创作焦虑，在一个新兴的文化消费市场上，在“个人的发现”这一命题渐趋空洞的背景中，早期新文学的某种内在危机也由此显现。①如何打破室内的封闭，化解“硬写”的焦虑，或许也就构成了新文学不断拓展、修正自身的一种内在动力。丁玲早期的文学尝试及完成于1931年小说《一天》，恰好为这一话题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 在1920年代北京的“侨寓”青年中，丁玲也是很典型一个，她最初“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如同当时的许多男子一样；什么正式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在住处就读点书，出外时就学习欣赏北京一切的街景，无钱时习惯敷衍公寓里的主人”。②比起胡也频、沈从文等，她的创作活动开始得相对要晚，但写作与生活之间的纠葛关系，在她身上也有相当丰富的展现，对于青年作家生活的描述，在她早期作品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如1928年—1931年间的《仍然是烦恼着》《野草》《从夜晚到天亮》《年前的一天》《自杀日记》等。这些作品不少取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与同类作品相仿，也展开于封闭的室内空间，“硬写”而不能的焦灼③、生存的“脱序”之感，以及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怪圈，④同样困扰着她笔下的人物。当然，这些作品的写作已跨越了1920年代，空间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1928年7月，丁玲、胡也频来到上海，租住在法租界一家楼上的亭子间里，重又操持起“室内的作者”的标准生活： 到了看定房子，当把由铺子里租来的一些木器陈列妥当时，两人就坐在“写信”。到应当吃饭时节，就动手把炉子米箱从网篮里取出来，很熟练的处置这一些东西。饭一吃完了，于是又坐在桌边再写那些永写不完的信。若或这不是写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那房东是想不透的。⑤ 在1928年的上海，虽然革命文学的浪潮已经掀起，丁玲、胡也频的转向也在逐步发生，但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他们仍然勉力于既往的文学“志业”，包括与沈从文创办“红黑”出版社，“室内作者”的烦恼也依然萦绕。1930年6月所作《年前的一天》，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一对卖文为生的情侣，丁玲、胡也频的影子隐约其中(女作者的名字叫“辛”，“约莫二十四岁的光景。微微有点粗野和倔强”。)它的情节也颇为琐碎，只是叙述了两个年轻人从早晨到晚上的生活，夹杂着缠绵的男女情爱，卖文生活的窘迫，以及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种种议论。整个叙事空间限于一室之内，虽然通篇洋溢着“苦中作乐”的情绪，但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隐隐的焦灼感。这表现在女主人公内心情绪的起伏中：她对自己已往的创作感到不满，正在构思什么新的作品；卖文的艰难又让她觉得，自己与那些盲目劳苦的人们并无不同。厌倦的情绪，忍不住一次次升起：“她来回在心中说道：‘无论如何，我要丢弃这写作的事，趁在未死以前，干点更切实的事吧。’”⑥在丁玲的作品中，这样的内心活动具有特别的意味，它代表了一个“出神”的时刻，一个主体赎回自身的时刻。日常生活的连续性被突然中断，“我”跳脱了出来，一瞬间看到了文学幽闭的轮廓。 “丢弃这写作的事”“干点更切实的事吧”，这未尝不是丁玲自己的道白。对丁玲而言，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不能满足内心的全部热情。踏入北京的公寓之前，从南到北的漂泊，让她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和人物，北京矫饰的文学氛围，一度也让她相当厌恶。 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⑦ 比起一般的侨寓青年，她似乎有更远大的抱负和视野，在那些号称“作家”的大学生中，也能卓然独立，使得一切“辞令和观念”，“皆见得很平凡很小气”。⑧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写小说不是为了“救穷”，而只是在找不到“最切实用”的事业之时，一种暂时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⑨在写作之外，她本来可以另有成就：“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作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善于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又觉得写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吧。”⑩1930年，经潘汉年介绍，她和胡也频加入了“左联”，胡也频全身心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文学写作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冲突、紧张，成为她同时期创作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的基本主题。在这篇表现青年作者于历史潮流变动中前进或颓退的小说中，若泉和子琳两人的不同选择，恰好代表了革命“志业”与文学“志业”的分离：对于小资产阶级青年文学生活的封闭性、循环性，若泉已有充分的觉悟，因而“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子琳则继续将自己关在亭子间里，一边抱怨读者和批评家的苛刻，又一边希望“终有一天，他的伟大的作品，将震惊这一时的文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