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4－0001－08 洪子诚认为，1949年后文学尽管存在“一体化”趋势，但其内部“事实上仍存在复杂的，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1]这是切合实情的判断。其实，“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形成，不仅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与其他异质“文学成分”(如“新文学”、鸳鸯蝴蝶派等)不断竞争、整合的结果，同时也是解放区文艺内部不同“力量”之间摩擦、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存在于1950—1951年间、数次引发文坛“波澜”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就是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报刊个案。作为“社会权力及其斗争的一个重要论坛”[2]，这份出身“华东系统”的报纸文学副刊，虽然最终被迫停刊，但它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自我建构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档案和精神档案。 文艺界的“华东系统”是笔者尝试提出的概念。建国以后，功勋卓著的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均得到中共中央妥善安排，但对华东出身的文人、领袖们就无暇细顾了。于是，在胡乔木、周扬等延安文人安排下，“华东文人”就未得到“慎重考虑”。当时中国作协重要职位几乎全部由延安文人“包办”，“华东文人”仅在华东(如上海、南京等地)有一定话事权。遗憾的是，文学史家都颇留意解放区文人与国统区文人之间的不平衡，但对解放区文人内部的不平衡则甚少考虑。其实，有权力者之间的斗争较之有权者/无权者之间的矛盾，更深地塑造着“当代文学”。尤其“华东文人”在两个层面上颇值得注意。其一，数量与质量均不容小觑。据统计，除去牺牲者与中途他去者外，至解放战争末期仍在华东的文人计有：夏征农、徐平羽、彭康、阿英、石西民、彭柏山、刘雪苇、朱定、王啸平、石言、黄源、赖少其、王淑明、吴强、茹志鹃、陈山、吕蒙、沈西蒙、胡考、菡子、许幸之等。他们在当时、后来都不乏优秀之作。其二，“华东文人”在文艺观念上与延安存在整体性差异。他们普遍没有延安经历，而新四军的领导作风(早期项英对“毛泽东思想”持有异议，后期陈毅则率性浪漫)及四面临战的险恶环境，又使延安式的“整风”“抢救”运动不能实现。从“工农兵文艺”看，新四军文艺工作毋宁存在“自由主义”作风。事实上，即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公布以后，陈毅也未将“工农兵方向”规定为惟一方向，相反，他“要求文工团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上演不同的作品”，也“鼓励作者有个人的创作性格、各自独有的表现方法”。[3]如此风气之下，“华东文人”中就很少有人把《讲话》看成不可违逆的“圣经”。他们的叙事诉求、审美追求以及对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解，与延安文人存在“共识”，但更有差异。譬如，他们在题材上会兼顾知识分子，在内容上非常重视展示人性的深度冲突。可以说，不甚同于《讲话》的文艺观念、散漫独立的作风以及经年累积的战斗情谊，使“华东文人”无形中形成了某种松散的“圈子”。这一群体的不太如意的现实处境与有所疏离的文艺思想，构成了他们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不同于延安文人的探求之路。 《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的创办，正是“华东文人”不利处境的直接反映。它的创办人王淑明(1902—1986)，早年在“左联”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4]，与鲁迅先生有所交往，和徐懋庸、周立波等共同主编《希望》半月刊。1938年与吴蔷结伴投奔新四军，担任皖南新四军总部教导总队主任，1939年任新四军江北干校政治主任教员，解放战争期间任山东大学文艺系、教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进入华东，而是取道山东到达北京。在四处都是延安文人的北京，他的境况便多少不是那么如意。对此，他曾如此自述： 我到北京来参加文艺工作，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名不见重于当时”，比起其他许多同志来，实在是“相形见绌”，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觉得组织上既对我不信任，不另加青睐，就只有靠自己搞出名堂来。办刊物，就是自找出路的一法。[5] 一个革命作家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里，怎会有“斯人独憔悴”之感呢？延安文人就很少如此。韦君宜回忆：“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走，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6]不过，“信心”是建立在组织重用的基础上的。1949年，32岁的韦君宜无论资历还是才质，都堪称平平，但她接连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总编辑、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等重要职位，当然意气风发。而此时已经47岁的王淑明，不能不倍感苦涩。以他的资深经历，以他的理论能力，担任一个类似《文艺报》副主编的职位并不为过，但实际上当时王淑明几乎没担任过像样的职务。据资料记载，“他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戏剧组组长。”[4]其实，这都是1951年以后的事情了(人文社1951年才成立)，那么此前1949年、1950年王在何处谋职呢？现有史料都言之不详，估计只是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普通编辑。王自言“行政职务太小”，无疑是据实而论。当然，这种苦涩是“华东文人”自然而然的结果，另一位理论新秀竹可羽亦有类似遭际。怀才不遇的共同处境，促使他们“自找出路”，“文学评论”双周刊由此产生(1950年2月26日创刊)。 这决定了“文学评论”双周刊与当时其他党办刊物的不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王淑明早年深受鲁迅影响，办刊之时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学观念。其二，王淑明既然有意“靠自己搞出名堂”来，那么这份副刊就必然会有意识地自异于众，它的“编辑哲学”也必会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另有所循。对此，王淑明在创刊号上略有表示：“作者写出文章来是为了给读者以教育”，“一篇批评文章发表了，他的意义，对读者来说，较之对作者个人，恐怕要更重要些。”①这段“编后”略似发刊词，看似平淡无奇，但有两点是异于众的。一是当时党报党刊无不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作为政府宣传阵地、“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②的体制定位，而“文学评论”却在此之外大谈“读者”，其间区别微妙而又重要。二是“读者”到底指谁，编者并未明言。一般而言，1949年后“读者”与“群众”几乎同义，但从该刊动辄就刊登一两万字的理论文章看，其预设读者并非工农兵。由此不难推断，“文学评论”双周刊与其说是为“读者”服务，不如说是要借“群众”名义逾出党报党刊的边界而另行其事。事实是否如此呢？王淑明日后在检讨中交代说：“这刊物一开始，就具有同人的性质”，“我们几个人偶尔谈起，觉得当时的文艺批评的空气太沉寂，需要有一个刊物，来把它搅动一下。”[5]“同人”显然不合“时务”，故王淑明有意识地选择了民盟报纸《光明日报》，希望在体制“缝隙”中运作这份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