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而重要的存在。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到了清代在文学史的总体格局中，小说一体更具突出的位置；散文文体本身的发展也是峰谷相替，一代有一代的面貌。清朝的散文主要由“桐城派”散文主导，但“桐城派”散文奉守义理辞章考据，疏离时代和人生，终究因“奄奄无生气”①走向式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②这样的散文，“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③虽然陈独秀的论断不免有些偏激片面，但“桐城派”散文在与时俱进的时代语境中成为“过去式”，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清代散文标志的“桐城派”散文，与“五四”散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际落差。它们分属古代和现代，因此自然有着历史的断裂；但又分属相邻的两个时代，其间必然存有特殊而又具体的联系：“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④ “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揭示的是文学流变中真实的历史逻辑。“转型”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另一种表述。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正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断裂”中的联系，是五四时期散文在接续晚清散文中因时而化的创造。中国散文由古代、近代向现代转型是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研究应有多种路径和视角。比如时代生活与散文新变、西学东渐与散文文体新质、散文主体的身份建构与散文的现代性生成、白话运动与散文文体的转型、“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等，这些话题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散文现代转型这一总的课题。学界注意到了媒体对散文存在与发展的影响，但所开展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局部的、零碎的，侧重于单个报刊或某一媒体作家与散文的关联，而且所研究的刊物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我们在这里给出媒体生态的视角，意欲对媒体与散文关联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通过对晚清至五四时期有意味的媒体生态场域的呈现，可以深入分析媒体独特的文化生态建构，观照媒体生态与散文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由此进一步探寻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文化机理和实现路径。 一、媒体生态与散文的基本关联 “媒体生态”既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对象，同时也关涉研究的基本方法。媒体广义上泛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通常指用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载体、工具或技术手段等。在本文的论域中，所谓媒体主要是指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报刊。作为文字书写和传播的载体，文字媒体的演化直接联结了中华文化史、文明史的演进。造纸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印刷由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机械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多形式繁荣。具体到晚清至五四时期，这时的报刊不同于传统的“邸报”，而成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具有大众传播性质的新媒体。这一深刻的改变，使之成为特殊的社会信息场，成为影响社会视听的一种独特力量。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新的媒体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它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⑤同时，大量的信息需求和具有特殊指向的读者意识，刺激着为报刊而写作的文体的生成和发展。比如“报章文体”(“时务文体”)就是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当时、当事之人梁启超就说过：“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⑥方汉奇作了具体的指认：“‘时务文体’在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中诞生，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风靡于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纸文风也有很大影响。”⑦媒体对于散文现代转型的推动是全方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报馆这个‘传播文明新利器’，中国文章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强调报馆改造文体的重要性，最简单的例证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绝大部分首先作为报刊文章而流通，而后才结集出版。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不影响其文章的体式与风格”。⑧其实，为媒体写作的生产方式，不只是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与风格”，更主要的是媒体的价值取向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正是这种主题设置，直接导致了文章体式和风格的变化。由媒体生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是中国散文跨越古代、走向现代的“革命性”力量。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不只是散文生产的一种载体，同时也对它产生全面的影响。 “生态”业已成为被泛化使用的一个话语。生态，简言之即生物的生存状态、生物之间以及个体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本文中，“生态”是一个借喻，取其核心的意指，即动态、系统的关联。“媒体生态”具有复杂的多义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意。在新闻传播学中，它包括媒体的组织机制、媒体与受众的关联、体制的媒体规约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媒体的影响等基本层面，其核心的义项为以信息生产传播为中心的媒体间、媒体与受众、媒体与社会的多维结构关联。在本文具体的论域中，媒体生态主要关联着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媒体作家与媒体散文等要素。这样的研究是为了避免孤视独论，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某种“还原”，以求取历史的本真。从这一点说来，所谓“生态”就是“场”、“现场”，或谓历史的场域；本文意欲真实地呈现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某种历史场域。 需要说明的是，媒体生态本身是多维丰富的，置于晚清至“五四”这一独特的历史场域，就更具复杂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系统建构，这一时期的媒体生态就其取向和影响而言，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主流媒体生态体现出应时而生的、开放求新的现代姿态，以其特殊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建设，其中有些媒体既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具有文学史或文化史的价值。支流媒体生态则自行其旨，或在某些方面致力倡言，如大量的知识类、专业性报刊和商业化的游戏消遣类、文艺类报刊等；有的则逆向而动，以新的媒体形式寻觅复古的旧梦，成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羁绊。这些状况正是当时复杂社会生态的反映。基于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论题的逻辑设定，这里着重探索晚清至五四时期主流媒体生态对于中国散文现代性的影响。 媒体生态可以分为媒体外部生态和媒体内部自生态。两个部分各有具体的指向又关联互动。媒体的外部生态包括媒体发生发展的空间、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直接影响着媒体的存在，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报刊在近代出现并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态紧密相关的。曾经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皇权至上的中国在被迫纳入世界大局时，舆论环境开始有所松动，办报办刊便有了可能。社会相对开放，人们思想渐趋活跃，报刊业就应运而生。就微观来看，比如从《循环日报》办于香港、《时务报》办于上海、《新民丛报》办于日本、《新青年》活跃于北京大学等史实中，可以发现地缘文化与媒体发展的关联。这是很有意味的媒体外部生态。媒体内部的自在生态，主要包括媒体定位、宗旨的设定，媒体内部组织结构、媒体社群(主编、编辑、作者、作者群)、媒体特色与媒体主导文体等。《申报》是国外商人创办的近代至民国时期历史最长、影响很大的报纸，其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中开宗明义：“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⑨说明报纸商业赢利的性质。“本馆之开馆……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所卖之报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惟华人”，“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以为国为民方为忠国忠君利民之事也”。⑩这与其说是办报的宗旨，不如说是办报的一种策略。此外，《申报》办报推行“大众路线”，既考虑“士大夫”读者所需，更从内容安排、语言表达等方面满足“工农商贾”之求，声言“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详，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报纸内容有国家政治、风俗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使人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之事”。(11)与《申报》以新闻性为主的定位明显不同，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的刊物《清议报》则“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具体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13)等价值求取，所以《清议报》的政治色彩特别显著，文体也相应以论说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