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其“述而不作”，显示出最接近于“史”的品质。“年经月纬”的结构也非常便于发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因此，“年谱”向来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众多学者均对其青睐有加：“作为一种传统学术形式，编订‘年谱’是积累史料的良方，而‘年谱’又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曾高度肯定‘年谱’对历史研究的意义。鲁迅也曾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王瑶在新时期之初，也提出‘由年谱入手，勾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设想。”① 而“年谱”的“史学”身份，也必然决定它对“文学研究”的重大功绩亦在于资料的积累与保存。所以，这对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为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学者撰写尽可能详尽的学术年谱，除去“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以外，则更有为后世预先留存一份准确的史料的价值。因这些“谱主”尚健在，所以，很多与其相关的文学与学术事件便有最大可能地做到时间上的详尽与精确。这是“年谱”体例之最主要的价值所在，亦是传统的年谱写作之最高的理想。但“年谱”作为人物传记之一种，其文体特征亦随时代之变迁而有很大变化：“年谱是人物传记体裁之一种，它与评传的主要区别是采取‘年经月纬’的顺序记述人物的言论行事，而不附加作者的主观褒贬，是研究人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兴于宋’，‘入清而极盛’，但是，这种撰谱体例，在1922年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出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新的进展。”② 胡适一改传统年谱“单记行事”的体例，而对“凡是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最重要的文章”，“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并进行评论③。这一做法，对后世的年谱写作影响深远，甚至也影响到一些学者的文学史写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引而不评”，或以“引号”来标识某种观点并非出自著者的“客观呈现”式文学史叙事策略，都有这一胡适改进年谱体例的痕迹。 可以说，当代的作家文学年谱与学者学术年谱的写作，均基本承袭胡适对年谱体例改进后的撰写思路，即对重要研究文章，“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并略加点评。因此，当下的“年谱”研究，无疑构成了对文学批评的一个补充，它以某种隐秘的倾向而显示出撰写者的文学史观与审美向度，并以扎实的史料支撑起他的判断与观点。这一年谱写作的新质，无疑对重视当代文学研究之历史化与学术化的学者有较大吸引力，他们意识到这样便可以采用一种介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著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比“作家评传”与“文学史著”灵活，而又比单纯的文学批评厚重严谨。因此，有学者援引胡适的做法而对之大加肯定：“年谱与评传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事实的编排是否严格按时序和材料的剪裁取舍上，而不应限制在是否可以参以作者的评论上。事实是在‘纪实传真’的前提下，无论是‘年谱’或‘评传’，无论是有无批评的年谱，都必然要烙下撰写者的主观见解，纯客观的年谱和评传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评论是否恰当。”④ 于是，当代的年谱撰写，“择要摘录”亦开始有倾向地“择”，而撰者亦不再避讳对所“择”“文段”的臧否品评。于是，“年谱”研究，亦有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变体”的趋势。 当代文学批评向来为人所诟病与低看的原因，正是其主观情绪化过于严重。这似乎是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当然，当代文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那样“史”重于“评”。因此，当代文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阵地。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与历史化，也一直是一批有学术追求的学者与编辑努力的方向。因此，正如前文所析，“年谱”因其体例的现代变迁恰恰满足了一些学者所寻找的介乎“批评”与“史著”之间的一种研究范式，而《东吴学术》在近三年间集束式地刊出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年谱，无疑正是对这一潮流的及时呼应。 可以说，在中国当下众多以刊发当代文学研究为主的期刊之中，独有《东吴学术》对“年谱研究”有特殊的自觉意识。其2010年创刊，2012年始设“学术年谱”专栏，迄今短短两年间，已刊发“年谱”类研究文章19篇。这一举动，显然已成为当代文学期刊界的一个相当独特的景观。这19篇“年谱”研究文章，以作家的文学年谱为主，如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⑤，梁鸿的《阎连科文学年谱》⑥，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⑦，何平的《范小青文学年谱》⑧，廖述务的《韩少功文学年谱》⑨，朱厚刚的《劳马文学年谱》⑩，赵凌河的《施蛰存文学年谱》(11)，汪雨萌的《史铁生文学年谱》(12)，张学昕的《苏童文学年谱》(13)，张光芒的《铁凝文学年谱》(14)，李桂玲的《莫言文学年谱(上)》(15)；同时也兼及一些著名学者，如金理的《陈思和学术年谱》(16)，杨斌的《李泽厚学术年谱(上)》(17)、《李泽厚学术年谱(中)》(18)、《李泽厚学术年谱(下)》(19)，陈舒劼的《南帆文学年谱》(20)；以及海外汉学界有影响的译者，如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另外还有与“年谱研究”比较接近的“编年纪事”体，如邢丽凤的《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21)、《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5－2007)》(22)。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发表作家与学者的“年谱研究”文章，自然是《东吴学术》有意突出“年谱”与“文学编年纪事”类研究范式的一个姿态。《东吴学术》的主编林建法亦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灵魂人物，他与学术界众多顶级学者均有密切联系，其编辑思想亦可看做是当下学术界新的动向。即当下的研究界与创作界均屡现对文学批评的不满之声，“红包批评”之“捧杀”与“酷评”之“骂杀”两极并存，批评失去有效的客观标准，这使一些有学术品格的学者颇为痛心，因此，“年谱研究”与“文学编年纪事”源自文体自身的“述而不作”的“史”的品质，便被视为有效抵制这种过度的“主观化批评”的救命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