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清末翻译先驱的林纾和伍光建在五四时期的命运，真可谓冰火两重天。《新青年》同人在严厉挞伐前者译风的同时，后者的翻译却因得到胡适的褒扬而誉满天下。如果说，伍光建因其白话翻译而受到新文学家胡适、茅盾的激赏尚有因由，但在“直译”已获得“权威”地位的五四时期，从对原文的删节上，比林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伍译，却不仅被胡适看作“一种特创的白话”，更获得“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的评判①，这的确让人感到有些蹊跷。 茅盾对伍译能将“原作全本的精神和面目是完全保存着的”，其译文“实在迷人”的称扬，也成为今天一再被引用的盖棺定论，从而形成了伍译本虽然对景物和心理描写多加“节缩”，对结构与人物个性无关宏旨的文句、议论常做删削，却仍能保持原作的风格与精彩的印象。 本文无意重评伍译，但伍光建对《简爱》通俗化的高水平改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澄明经典化与通俗化翻译之根本区别的个案，通过对读与辨析伍译本之于原文本的缺失和改写，不仅可以使《简爱》一向被忽略的精神内涵得以彰显，更是一次接近古典而伟大心灵的努力，重新发掘一个丰富而完美的艺术宝藏的尝试。 伍光建对《简爱》的翻译和阐释都表现出一定的归化式倾向，这不仅反映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他为每一章都增添了以两字概括内容情节的中国传统章回体的回目，更表现在他对原作的“节缩”上。 一向吝于笔墨写序，并为此而受人诟病的伍光建对《简爱》却是有感而发，虽不改言简，但说得上是意精而旨达。他认为： 此作不依傍前人，独出心裁，描写女子性情，其写女子之爱情，尤为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盖男人写女人爱情，虽淋漓尽致，似能鞭辟入里，其实不过得其粗浅，往往为女著作家所窃笑。且其写爱情，仍不免落前人窠臼，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② 显然，伍光建对《简爱》的理解突出了爱情和人格的双重主题：一方面强调其创新在于“深透”地描写了男性作家所不及的“女子之爱情”；另一方面则以孔孟之道所嘉许的“大丈夫”气概，标举了简爱为女子立“最高人格”。本来无论从抒写“女子之爱情”和赋予女子以男子之最高人格——“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上都体现了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何以又将书名改写成了一个悲苦凄凉、充满怜香惜玉感的名字《孤女飘零记》，这多少使简爱艰苦谋生、独立自尊的形象被“一叶障目”。 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追求独立平等之现代意识的价值标准来衡定简爱形象的意义，对伍光建用儒家话语来接纳称颂简爱会感到有些意外，但略加考虑又会觉得很贴切。小简爱以“灰姑娘”的身世而改写其忍辱负重的反抗行为，不富而美的简爱坚决拒绝贵族东家的求婚，获得遗产后又能慷慨地与表兄妹分享，最终与身陷贫而残困境的罗切斯特结婚的故事情节，的确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理想人格精神相仿。但即使如此，两者终难融通合璧。孟子所谓的“大丈夫”，不仅与“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的“妾妇之道”③有别，也隶属其“仁政”与“人伦”的治国之理想与人人“皆有善”之人性观。以此文化信息读解简爱，不仅将其张扬的独立女性的自尊自强意识与人格归化，与其原罪意识南辕北辙，更为重要的是把简爱的叛逆与虔诚，反抗与坚守，质疑与遵从的矛盾而丰富的形象简化为最高人格榜样。这一阐释也左右了当时对简爱形象的理解和认识，我所查到的两篇书评吴杰的《〈孤女飘零记〉读后感》，冰痕的《孤女飘零记》，都不约而同地征引伍光建的观点，把“富贵不能淫”的西方奇女子推荐给“现代青年”学习。④ 《简爱》当然可以做多重的解读，但从作者《序》可以读出，夏洛蒂更强调的是宗教问题。其时，虽然宗教信仰已经受到理性与科学精神的挑战，《圣经》的权威因此而动摇，但出身牧师家庭，被说成是“用《圣经》养大的”夏洛蒂显然仍然笃信上帝。她坚信“我们是由一个凌驾于我们上面的天父主宰着；我们的意志在他手中犹如泥土在陶工手中一样”⑤。针对少数人说她侮辱神圣的攻击，夏洛蒂明确地为自己辩护，她就是要像区分善与恶一样，让惯例和道德、狭隘的世俗说教和基督救世的信条、伪善的法利赛人和头戴荆冠的耶稣之间泾渭分明。她以简爱的自传形式叙说的不仅仅是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更是“上帝之爱”的故事，是相信亲历过与圣灵同在的人之经验见证的话语。这一主题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遮蔽。 夏洛蒂和宗教的关系虽然已在中国引起一定的关注，但其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与《简爱》精神内涵的纠结及其升华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夏洛蒂不仅自称“深信《圣经》”，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书，她“热爱和崇拜这些财富”，从中“能看到清澈明净的生命之泉”。⑥《简爱》中不仅弥散着《圣经》的意象、异象征兆、类型场景和词汇，夏洛蒂更以《圣经》的神话、象征、类比、形象的叙述模式，通过“提示性的关联”昭示着一个超凡的神界，从而使《简爱》存有了神与人上下两个层面的现实及其交集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