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周扬的密切关系，当需要了解周扬情况的时候，总会想到张光年。张光年集中谈周扬的材料我看到的有两份，一份是“文革”开始不久，他成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迫害，“造反派”要他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的“交代材料”(当时印发供“革命群众”批判)；另一是90年代初的三次访谈，访谈整理稿收入李辉编著的《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下面注释的是“交代材料”。1967年我读到的这份材料就不完整，现有内容主要涉及1956年以后到1962年的部分。和当时大量的检讨、交代材料一样，思维逻辑、用语、对事情性质的归纳，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事人的处境。虽然如此，它对某些事实的叙述，也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也值得信赖的细节。因此，在《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书里，我在谈及鸣放和反右时期的《文艺报》时，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叙述。 下面，材料部分用楷体字，注释部分用宋体字以便区别。 我和周扬的关系(1969年12月9日) 张光年［注释1］ ■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7号召开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同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注释2］。会上周(指周扬，下同)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底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周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因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1957年春天，周自己带头向党进攻，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大肆煽风点火，要求《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放毒草，说什么“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方法不适用了，但我们还是习惯那一套，赶不上形势。”又说：“知道是毒草放了，不是错；把毒草当香花放了，不算大错。放出来要不要批评？不能说不批评，但也不必忙。在夹缝中奋斗，逼着我们进步。”［注释3］四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为(原文如此——注释者)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注释4］这次他还要让《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文章。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注释5］，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注释1］张光年(1913—2002)，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40年代在延安、重庆、云南和华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代后，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著有《文艺辩论集》、《五月花》、《风雨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等诗集和文集。他在当代撰写的批评文章，除使用张光年本名外，还用华夫、言直等笔名。 在谈论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时，张光年不应被忽略。他担任1956年到“文革”之前《文艺报》的主编，参与周扬署名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1958)、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1960)、《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的写作。在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中，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①。 1949年以前，张光年以剧作家(著有《街头剧剧作集》)和诗人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阿细人的歌》的诗和词的作者)的身份为人知晓；1949年以后，他成了从事政策性理论批评的文学批评家。尽管也有《三门峡大合唱》等诗作发表，但此“大合唱”(三门峡)水准无法和彼“大合唱”(黄河)相提并论。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基本文学史知识，要把《五月花》跟《文艺辩论集》两书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还需要一点想象力②。他自己说，周扬对他很信任，“喜欢我的笔墨”，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③。不过，在“十七年”中国作协领导层的几位批评家中，他“变坏”了的理论文字，总的来说，比林默涵、刘白羽、陈笑雨、陈荒煤、冯牧的略胜一筹，甚至也可以说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于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疯狂的地步”④——这些颇具匠心的叙述，在针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的一组文章中，大概只有张天翼的《关于莎菲女士》可以媲美。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反右、批判修正主义成为主潮的时代，当周扬等试图对激进路线作“纠偏”，修复这一路线后遗症的时候，张光年善于以周密、有弹性的文字，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执笔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