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以往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近代历史意识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争”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和一定的地位。例如，我们在谈及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发展的背景时，往往会提到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等，这些虽然不错，但笔者总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不应忽视，那就是持续欧洲百年之久的、时至今日仍有影响的“古今之争”。当人们开始自觉地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时候，这是思想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巨大的进步。然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却没能在我们的哲学史教科书中反映出来，可能是因为“古今之争”最初更多涉及的是文艺问题，所以被忽视了。其实，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人历史意识的发展，以及历史主义的形成。 “古今之争”不仅影响到这些方面，而且通过它们，还影响到解释学。西方近现代解释学的发展伴随着“古今之争”，伽达默尔明确地强调应当把近代西方的“古今之争”纳入到解释学史前史的范围来考虑，它是历史意识觉醒的前奏①。然而在笔者看来，绝不仅如此，其实它所造成的影响贯穿于整个现代解释学的发展之中，包括从古典解释学到新解释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尚未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来认识。虽然十几年前笔者在拙著《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中已谈到了一点②，但由于受当时的主题以及认识水平的限制，其内容和意义未能充分展开，因此现在想借本文的系统探讨对这个缺憾作点弥补。 一、“古今之争”的历史回顾 “古今之争”是西方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产生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背景很复杂，并不是孤立的。在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已开始出现对现代人能与古代人相媲美的伟大功绩和成就的赞美，16世纪初，同中国有关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影响了欧洲人交往的扩大，它们为现代西方人在思想的传播和视野上超越古代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此影响下，17世纪出现了一个被后来学者称为“欧洲的意识危机”，它的源头是地理大发现和传教士的叙述，这些让西方人眼界大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价值不再是绝对的，其他文明(如东方文明，包括中国古老的文明)开始被承认③。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在诸多领域的大发现时期，如哥白尼日心学的提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等，令以往的今人与古人的关系一下子发生了颠倒，在这些领域，今人超过了古人，古代所具有的知识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开始让位于“规律”的表述，这种经验逐步上升为哲学意识，有识之士渐渐从历史的观点洞察到，古代只是人类的童年或少年时期，当下才是人类更成熟的时期④，培根、笛卡尔都持这样的看法；帕斯卡尔强调应当将时代的更迭和演变视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人类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认为世界是由从最低级的单子到最高级的单子——上帝所构成的，这隐含有进化论的因素⑤。从他们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进步”的观念的滋生，这种观念在西方作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出现于17世纪，并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被确立下来，这里的“进步”对于西方人来讲也就意味着向着愈来愈合理、自由和幸福的方向前进。它是伴随着科学、启蒙和理性主义的发展被世俗化的，并取代了“天意”的观念，人愈来愈看重自己的创造性并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⑥。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古今之争”。“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也就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争论”，这个名称最初用来指称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文学界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其主题是古代作品和今天的作品谁优越于谁。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艺术的中心逐步由意大利转向了法国，法国具有深厚的古典主义传统，崇古风气甚浓。在17世纪末以前，厚古薄今的倾向充斥法国文坛，随着法国思想日趋发达，上升到当时西方文化的巅峰，这种崇古的风气开始受到质疑和冲击，反对之声渐起，它的导火索是1660年前后有人以基督教的神迹为题材创作长篇史诗，招致厚古派的打压，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与自己所崇敬和模仿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相对立的态度。再就是发生在1680年就纪念性建筑的铭文和艺术作品的签名应当用拉丁文还是法文的争论。一位作者用了法文，遭来非议，在当时著名的古典主义者、诗人布瓦罗的强烈要求下，作品的铭文和签名最后用拉丁文代替了法文，表面上看，厚古派占了上风，但却引发了后来更大的冲突。1687年，法国作家、曾担任铭文和美文学院秘书的沙尔·佩罗在法兰西学院朗诵他的诗作《路易大帝的世纪》(Le Siecle de Louis le Grand)，诗中含有对古典作品的贬低，肯定现代作家并不比古希腊罗马作家逊色，这引起了布瓦洛的强烈不满，从而招致两人之间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古今的争论，影响了法国文坛。但佩罗实际上强调的是，我们既应当赞颂古典作品的成就，同时也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为之增添新内容，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日臻完善。当时许多名人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布瓦洛外，还有拉·封丹、拉辛等人，他们都属于厚古派，而另外一些名人，如作家丰特奈尔、法兰西学院的大部分院士以及社会上有学问的女士们，则属于崇今派，两大阵营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这场“古今之争”围绕着是古代作品优于现代作品，还是现代作品优于古代作品展开，是坚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最后厚今派取得了胜利⑦。 法国文坛上的“古今之争”也蔓延到英国。17世纪末英国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是1692年由厚古派人物威廉·坦普尔爵士引起的，他写了一篇论文《论古今学术》(An Essay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竭力推崇《伊索寓言》《发拉利斯书简》(Epistles of Phalaris)，认为这些古代作品所达到的水准是现代人所无法企及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崇今派人物威廉·沃顿的反驳，后者在《古今学术的反思》(Reflections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中指出，时间是不断进步的，今人的作品可以胜过古人，而另一位崇今派人物、当时英国最杰出的古典学者理查德·本特雷经过考证和鉴定指出坦普尔所推崇的《发拉利斯书简》⑧实际上并不是古人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伪托。这场对垒由于杰出的学者查尔斯·波义耳、诗人德莱顿等人的加入而扩大，这里尤其要提到英国著名作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的参与。他曾担任过坦普尔的私人秘书，深受后者“崇古非今”思想的影响，对古典作品情有独钟。他也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在选边站中，他支持厚古派，反对崇今派，作为跟进，他写了《书籍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此书代表着英国“古今之争”的高潮，也成了英国这场争论的最著名的文献⑨，从而对产生于17世纪末的古今孰优孰劣问题的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的列奥·施特劳斯对它评价甚高。可以说，在英国，“书籍之战”就是“古今之争”的别称。在当时，法国的“古今之争”与英国的“书籍之战”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