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3-0063-08 世纪之交，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毕业生走向劳动力市场。根据教育部统计信息，2003年，首批扩招后毕业的本科生以及第二批扩招后毕业的专科生同时进入就业市场，当年的初次就业率便降至50％。2006年起当年毕业生离校时点未就业人数(工作未落实者)逾百万之众。此后，大学毕业生规模屡破历史最高峰。2013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99万，2014年更高达727万，均被媒体渲染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受到中央高层、各级政府、广大民众和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一、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现有视角及检视 学术界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密集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 第一，供求分析视角。 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T.Parsons)考察了学校在实施社会化功能和选择功能中的作用。所谓社会化功能，包含了将成人社会中胜任工作的能力内化于学生；而选择功能则在于依据成人社会的角色框架对人力资源进行分配。[1]功能主义理论和各种经济理论都假定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相互响应。甚至冲突论社会学家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也提倡功能主义，认为学校就是要为雇主服务，美国每一重要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生活结构变化的反应。[2]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研究主要以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供给—需求分析视角一直居于主流，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角度来展开[3]，较好地解释了大学生整体就业和收入状况的长期变化。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从总量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三方面来解释我国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紧张现象。[4]学者们认为，供给总量上的压力在转型时期相对存在[5]，是高校扩招行为短期造成的[6]，甚至由于统计指标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7]，摩擦性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完善就业中介、强化就业指导可得到有效缓解[8]，只有结构性失业才是核心原因[9]，毕业生较大的就业能力缺口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共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10]。 第二，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 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扮演着社会分层过程的“分类机”角色。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职业地位成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11]。郝大海通过CGSS2003数据发现：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进入党政机关时，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时，教育影响十分明显；改革后，就业中父亲单位影响的逐渐衰退，教育程度对于获得管理和技术职位影响的增强，反映出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正逐渐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配置模式。[12]这印证了倪志伟(V.Nee)的论点：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13]还有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探讨大学生就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关系[14]。目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频繁涉及大学生群体，主要探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机制。 网络理论认为，学校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反应不是自动作出的，就业市场需要社会关系对必要的信息给予传达。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作为两个独立社会边界的桥梁，可能获得异质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可能得到工作机会。[15]林南证实了这一“弱关系假设”。[16]边燕杰等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在华人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是人情网不再是信息桥，而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越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彰显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独有的特点，社会关系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也可以与其他正式求职渠道结合使用。[17]还有一些研究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对比，考察何者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更为重要，或者考察二者的联合作用机制[18]。康小明认为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底线要求后，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在职业发展成就中的作用。[19]马莉萍、丁小浩以2003、2005、2007和2009年即将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量他们在工作找寻中所感受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现，毕业生将工作能力视为影响求职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学历和专业的传统地位则有所动摇。[20]求职竞争越激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凸显，且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毕业生，将社会关系视为对较低人力资本的补充。另外的一些研究，分别探讨了专业区隔[21]、性别差异[22]、大学分层与学历层次[23]等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现有主要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于当前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匹配、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高校毕业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认识。然而，检视现有研究视角，也有以下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大多关注现状。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不存在毕业生“待业”或“失业”问题，尚“无”专门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文革”后，相关讨论文章零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就业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就业走向市场化了，大学生就业已经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就业模式[24]。在教育学传统中，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而对教育“出口”不甚关注，如今出现了许多探讨就业的文献。2002年度以来，“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研究”一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这样一本高等教育研究界“系统、全面、实用的工具书”[25]的梳理主题。也许正是缘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大多数文献偏向思辨性、对策性探讨，基础性研究并不多。在学校与工作的沟通、社会资本、社会分层视角的大学生就业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大多侧重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探讨，而对于大学生就业何以成为今天的形态则缺乏历史纵深的研究。虽然常诟病高等教育的滞后并呼吁构建“能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却对导致高等教育滞后的机制缺乏追问，这也往往导致所提对策建议流于口号而不能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