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修复与维护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中原文化研究》，2014.3.5~8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历史变动、社会变革、文化变迁等原因，中国的民俗文化遗产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一系列的变局促成了从城市到乡村空前的强势文化累积，这种文化累积又会带来乡村变局的滞后，并形成大幅度的文化记忆缺失，使文化遗产被严重破坏甚至消逝，出现文化乱局的状态。当经济社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契机来临时，社会就必然会出现文化回归的势头。在此背景下，对遭到破坏而濒危的民俗文化遗产实行修复和维护成为当务之急。文化修复和维护的主要目标包括寻找可复原的种种文化素材；纠正文化蒙蔽所施加的各种误导；传习文化萎缩造成的知识缺失；调整、选择或复原文化替代造成的不协调、不适应或错位；化解文化抗阻形成的若干文化冲撞后果。目标确定之后，由政府主导，放手发动民众，以社区民众为主体，以代表性传承人及其群体为主力，辅之以谙熟各项文化遗产的专业工作者专家队伍，进行科学维护与修复作业，修复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机制，使民俗文化遗产自然而然地回归民间，融入既传统又现代的日常生活之中。 生态博物馆理念、功能转向及中国实践 金露（宁波大学）/《贵州社会科学》，2014.6.46~51 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为中挪合作项目资助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以贵州六枝梭夏苗族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遵照生态博物馆对文化遗产整体、动态、当地保护的理念创办，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建设初期由政府机构作为“文化代理”接管；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如内蒙古的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居民、学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多方合作，以科研力量指导村民的本土管理，同时加强了社区的文化展示功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如云南西定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将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第四代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呈现多维度发展，范围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生态博物馆建设伊始，各级政府及专家学者“摸石头过河”，边学习西方生态博物馆理论，边实践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生态博物馆社区的选取多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传承民族文化和保持遗产原真性为出发点，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活态、在地保护。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扶贫密切相关。我国生态博物馆也在一直坚守初期设立的基本原则：一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二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第三个原则，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 生态博物馆模式的出现体现了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功能的加强，成为遗产在地保护、活态、整体保护的有力工具。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居民不仅共同拥有共同的居住空间（环境），而且分享同样的地方性知识（如歌曲、舞蹈、神话、传说、民间手工艺等）。生态博物馆将社区及社区中的人、环境、文化环境当做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保护，并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保持社区的生命力。生态博物馆是现代性背景下的产物，它希望保存传统社区的文化遗产，提出保留传统农耕区、保护文化遗产区等举措，同时支持生态博物馆项目下的旅游开发。因此生态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面发展旅游、获取经济收入、从传统迈向现代；一面尽力保留传统、再造传统、满足游客的怀旧需求。生态博物馆也是地域背景的产物。与所有西方概念一样，它在中国的实践带有非常浓重的本土色彩——与旅游开发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一些生态博物馆带有明显的扶贫目的。与社区相关的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依然难免存在权利的角逐。在生态博物馆这一“文化接触地带”存在着官方的声音、游客的诉求和当地人的需求，这三股力量时而和谐、时而矛盾冲突，共同建构和决定着博物馆社区未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