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6-039-045 前言：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市民参加 如何强化博物馆作为公共场域、公共论坛的角色，乃是今日博物馆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增进博物馆与公众，包括利用者(Visitor)、观众(Audience)或相关社群(Community)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具体的做法如改善博物馆的可及性，留意博物馆相关社群的多样性与需求，①甚至开放博物馆过程的公共参与，例如为展示诠释加入观众意见，与相关社群共同规划展览或教育活动，或者如公募市民参加博物馆评议会等等。换言之，在增进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的课题上，目前的相关研究指出，博物馆可以/应该改善其管理与观众服务，提高博物馆对多元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相关议题的关注，并在做为博物馆专业职能象征的展示与教育之操作上尝试新的技术，让公众得以参与博物馆的知识生产或相关事务的决策过程。 有关于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巴瑞特提出更基进(Radical)的意见，②将博物馆的知识性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以及博物馆研究员(Curator)的角色与职责带入相关论述。巴瑞特指出，搜藏、研究、展示与教育等知识性功能，乃是博物馆做为一个公众文化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担负这些工作的博物馆研究员，既是博物馆知识生产的核心，也是与观众接触的接口。过去将博物馆生产知识、发挥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职责的核心聚焦在博物馆研究员身上，但是博物馆这种机构更具有扮演这种角色的潜能，这个观念将可重新建构博物馆研究员的角色、职责、甚至涉及专业培育的方法论。过去，研究员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权威，是博物馆内的全知者，因此反而成为公众参与博物馆的屏障。然而，面对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性课题，研究员也应该扮演“协助者”(Facilitator)或“适当的参与者”(Appropriate participant)，甚至让非专业者加入知识生产的团队，以助博物馆有关知识生产的实践(Curatorial practice)，增强博物馆做为公共场域的意义。[1] 有关非专业者加入博物馆知识生产的实践，巴瑞特(Barrett)引用克瑞普(Kreps)提出的“适用博物馆学”(Appropriate museology)概念，认为典范型的博物馆专业职能应该发展出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能涵纳地方知识与资源的运作方法，以使博物馆更能符合特定的地方与社群需求。例如，博物馆应重视地方既有的、传统的对象照护与知识生产的方法，并与博物馆专业机制整合，为地方社群建立参与博物馆实践的渠道，除了能提高社群对博物馆的兴趣，亦有助博物馆发挥协助照护地方上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的功能。[2] 日本1970年代以降地方博物馆实施的市民参加型调查，为博物馆知识生产过程的公众参与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实践方法。所谓的市民参加型调查，其基本型态是由多数非专业的居民参与博物馆有关地方的调查活动，目前所见案例调查主题以地方的自然与生态居多。调查成果除了为博物馆增加标本搜藏，累积解读地域生态的第一手资料，也被运用到博物馆展示之中，成为有关地方环境与生态教育的内容，而实地调查的经验也成为市民认识地方自然、关注地方环境保全课题的发端。 从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的角度来看，市民参加型调查的实施模式有两个重要的特色。与克瑞普研究的印度尼西亚案例相反，日本的博物馆学艺员③为研究、搜藏等专业职能的运作发展出非专业的公众也能参与、对知识建构有所贡献的机制。市民参加型调查的队伍由专业者与非专业者共同组成，调查的架构与方法的规划，以及数据的整理与解读，需要高度专业知识；调查所需规模，如果没有多数居民参与则无法完成，而地方居民的参加，也提升了共同调查活动的地方环境教育意义。 此外，更重要的是，市民参加型调查的实施，乃是受到日本地方博物馆治理观的影响。日本的地域博物馆论指出，从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立场出发，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公共意义)在于以彻底的地方研究为基础，确保居民学习的权利，并与地方居民建立伙伴关系，协助居民面对地方课题。此论述兴起于1960年代，虽经衍释与补充，然其核心观念一直延续至今。④ 为了理解日本地方博物馆市民参加型调查实施的背景、运用方法与意义，本文梳理日本战后的地域博物馆论述，对地方博物馆治理的影响，以及市民参加型调查几种不同的实施模式，最后检视这种独特的地方博物馆实践对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公共参与课题的启发。 一、日本战后地方博物馆论述 在日本，认为地方的博物馆应有独特的使命与经营哲学的想法，到了1960年代末才出现。在此之前，所谓的“地方博物馆”，或是从设立者的角度，指由地方公部门设立的博物馆，而其型态几乎都是以既有国立博物馆的缩小版来想象；或是从搜藏的性质，指搜集保管地方乡土资料的博物馆，经常被称为“乡土博物馆”。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地方”，或者是相对于国家或中央的行政单位，或者是一种狭义的乡土概念。[3] 战后由于地域主义思维的启蒙，日本经济与社会体制逐步走向地方分权，地方的治理注重地方意识、认同与自立，所谓的地方，才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各自独特历史、自然、产业、人文的真实存在，特别是1970年代以降日益显著。日本地方公部门设立的博物馆即在此背景下蓬勃兴起，被视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媒介之一，与地方发展计划关系密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