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4.03.00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3-0047-12 在异域他乡，在西方文字的环境下，中国的方块字显得格外突兀。伦敦的中国城(Chinatown)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体，强烈的中华文化使其与周围弥漫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城’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比喻性的总称英国的中国社群，以与英国的其他族群包括白人区分开来；狭义则指具有浓烈中国气息的街道和街区”(Benton & Gomez 2008，179)。而生活在其中、构成伦敦中国城核心的华人是这块异域之异域的灵魂。作为“异置者”的伦敦华人，他们是如何定义自身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怎样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当与外国朋友谈及中国社群时，他们大都认为中国人喜欢抱团并内向，从而维系着一种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城这种异置(displaced)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些特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伦敦中国城为中心，探讨伦敦中国社群的身份认同问题，试探对于“异置者”而言中国身份认同背后的力量以及它是如何维系的。 “个体可以用不同的社群和空间范围来定义”(Ashworth et al.2007，4)，而且“文化仅仅存在于并通过实践行为来体现”(1999 in Ashworth et al.2007，7)，因此，本文结合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理论，主要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于伦敦华人社群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寻求答案。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背景 本案例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受访者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伦敦中国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延续问题。而在入正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伦敦中国社群在当地形成并聚集居住的历史背景。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 华人大量到达伦敦的时间可上溯到18世纪，“1782年首次对东伦敦中国海员进行过报道，这是普通中国人抵达英国的初始证据”(Parker 1998a，68 in Benton & Gomez 2008，24)。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中英贸易(Benton & Gomez 2008，24)是中国人前往伦敦的原因之一，当时就有一些中国海员滞留在港口地带。之后，“1918年，数千中国人加入到了英国商队中，并有数百人滞留在英国港口地区”(idem.，26)。因此，“华人起初以大量水手而非定居者的身份(如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来到英国”(idem.，63)。另一个很少提及的原因就是战争：“在1799-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大量中国和印度水手通过东印度公司抵达伦敦，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补给”(ibi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万中国劳工(称之为华工)受雇于英法俄同盟，成为战地补给”(idem.，27)。第三个原因在于，华人是劳工输出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殖民政府以提供英国国籍为条件鼓励移民，以缓解英国边远地区的用工短缺(idem.，203)。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无论是刻意还是偶然的，比如一些海员在合同期满前被解雇；187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发生了反华人运动，一些中国人从美国逃至英国(Shang 1984，8；Benton & Gomez 2008，25)。这些都成为伦敦Limehouse区华人社群聚集的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伦敦的华人社群经历了一个从“移居到移民”(Benton & Gomez 2008，89)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几次大的移民潮：“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出现了最大的一波移民浪潮，主要系来自香港的男性农工。他们大多受雇于中国餐馆和洗衣房”，其后代组成了大多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后代(The British-Born Chinese Community，2009)。所谓的第二波移民潮系由已移民者妻室和附属人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促进了英国华人社群在经济上的大发展(Benton & Gomez 2008，39)。“然而，最显著的移民潮兴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今天，恰巧当时中国放开了移民限制”(The British-Born Chinese Community，2009)。 (二)伦敦中国城的历史 最初，并没有“中国城”一词，直至189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种提法(Seed 2006，62)。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中国城形成之前，中国人多集中在East End地区名为Blue Gate Fields的地方，人们将它称之为“中国角”(Chinese Quarter)(Benton & Gomez 2008，26)。“至1885年，中国人聚居的中心迁到了West India Docks的Limehouse区(ibid.)，集中在Causeway和Pennyfields等街区(Birch 1930，144)。“英国调查记者George Sims在1902年首次用‘中国城’[来称呼伦敦称之为Limehouse的地方]”(Waller 1985，9；Benton & Gomez 2008，179)。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因为与海运的关系而聚居在这一区域，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区域是当时英国伦敦作为国际大都市最为国际化的区域”(Seed 2006，59)。“十八世纪初，这一区域被称为伦敦最东部”(Birch 1930，51)，这地方的房子看上去、闻上去就有一种海的味道(Besant in Birch 1930，11)。当时“国际通行的印象是，一群中国人躲藏在伦敦东部一个黑暗、迷雾的码头区”(Seed 2007)。在Brich的书里，作者特别描述了当时的中国社群：有一段时期，他们都有一个既定的民族特点——穿着他们的服装，长杆搭在肩上挑运货物，编着长辫，总体而言，他们很安静，不起眼，好赌(1930，144)。Sax Rohmer把中国城形容为“一群恶魔般的中国天才们占据了那块地方，经营着走私毒品和其他东方特有的危险营生”(Rohmer in Seed，2007)。战争中，中国区遭受到德国闪电战的重创；战后，这一区域又作为废墟和贫民窟遭到清理(Benton & Gomez 20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