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创刊人保罗·M.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然而，到1964年保罗·巴兰去世时，原书草稿中有关精神健康的部分章节还未完成，因此未被收入到1966年出版的版本当中。本文便是其中未发表的一章，该章后由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按原书体例编辑并加以注释，刊发在《每月评论》2013年7/8月号上并授权本刊发表中译文，译文略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个社会对青年人的教育以及其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都是文化的内涵——《牛津英语词典》将文化简明地定义为“心智、趣味和行为举止的培育和完善……文明的知识层面”。为了进一步探究垄断资本主义文化，我们选定图书出版和传播予以关注，因为这两个领域对于文化品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能提供大量的专门研究资料。与其他商品生产一样，图书出版和广播电视这两大产业也受到生产动力、兴趣、动机等因素的支配，而且其商品化程度令人惊讶。 当然，只有当生产力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文化产业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在社会发展早期，文化生活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绝大多数人一睁眼就要为了维持生计而辛苦劳作。在英国，直到19世纪晚期，“只有少数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以及制造商才有时间在傍晚后陪伴家人、读书怡情。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要长时间地辛苦劳作，而且小雇主和监工还尽可能延长工人的工时。到19世纪80年代，零售商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达125万。他们的营业时间从早晨七八点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到周六则要延迟到午夜12点。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动者来说，这么长的工作时间简直会令国家蒙羞。而在19世纪，14小时工作日非常普遍，16小时工作日也并不鲜见”①。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市场自然微不足道，而且国民教育也仅限于传授高效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改革者深谙此道，因此投入大量精力争取缩短工人工作日。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工人才有可能考虑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随着工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随着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结出了丰硕果实，他们肯定能够在“文明的知识层面”获得应有的享受：这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承诺。 然而，事情的发展偏离了预期的轨道。的确，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缩短，图书报刊、戏剧、电影、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也相应增加。然而，文化产品数量的剧增也带来了质量的急剧变化——文化产品质量的总体下降。随着从手工生产到规模生产的转变，文化产业在公司利益的驱动下开始走向堕落，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不惜自贬去迎合人性中的弱点和低级趣味。这样的文化输出必然与我们的愿景背道而驰。文化并未带来“心智、趣味和行为举止的培育和完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心智的恶俗化、趣味的低级化以及行为举止的野蛮化。 衡量社会文化水平的可靠指标：图书的数量和质量 长久以来，图书一直是文化传媒的骄傲。几个世纪以来，图书是人类知识的存储库，是知识世代相传的主要媒介。印刷术发明后，更多的人通过图书共享文明成果。尽管今天的报纸和杂志已经代替图书成为主要的阅读材料，尽管图书的传统职能已经部分地由录像、电影、磁带所代替，然而图书仍然在社会文化机构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一个社会所撰写、出版和阅读的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可以被视为衡量社会文化水平的可靠指标。 接下来，我们并非要审视美国图书产业的方方面面。教科书由于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反映了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因而被排除在外。科技、学术方面的图书因其潜在的读者群很小，而且专业化程度很高，也被排除在外。最后，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文学类书籍。很多人曾误以为，文学类书籍是出版商重点关注的对象，即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类图书”，比如小说和散文类图书。除去图书馆和各种研究机构，购买这类图书的读者在整个人口中占比很小，相对于购书群体而言也仅占很小一部分。作为衡量社会文化水平的指标，考察这类图书的意义不大。 当然，美国像其他社会一样拥有一些独立正直的作家。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有时还创作出上乘之作。正如有些人在教育体系之外设法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很多作家也顶住压力写出了好书。然而，这种情况毕竟只是少数。相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口规模，美国独立的一流文学艺术家可能要比100年前少。这绝不是因为艺术潜力下降了，而仅仅是因为严肃艺术无法换回丰厚的报酬。除非艺术家经济独立或者安贫乐道(在物质社会中，这两点都是很难做到的)，否则，他要么被迫出卖自己的才华，为花里胡哨的杂志、电影、电视和广播撰稿；要么选择成为一名大学老师，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大学老师这份职业无法提供对于创作至关重要的创作氛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自由。欧内斯特·范·丹·哈格(Ernest van den Haag)简要地对此予以了概括：“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怠慢伟大作品的创作者。但是，我们太过厚待流行艺术的创作者，以致追随者趋之若鹜。过去，这样的诱惑是不存在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