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半个世纪，大部分民族和国家的媒体都跃升到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这在“信息时代”已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电视的诞生曾一度令人眼花缭乱，但与如今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数码革命相比，就如同“马车时代”一样。对各种社会理论家来说，传播(communication)已经登上了中心舞台。对左翼人士来说，关注传播在实现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继而在面对反抗时维持对大众的控制，是他们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阿拉伯之春以及拉丁美洲当选的左翼政府的媒体战就是两个例子。任何义正词严的左翼评论或政治计划必须包含并将传播考虑在内。 为了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过去40年，“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动态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大量激进的学术成果。这一领域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广告和传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审视传播产业的资本主义结构如何创造产品以及媒体和文化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该领域尤其探究了媒体是如何将人们“去政治化”从而保护上层人士的特权的。它强调政府政策在创造传播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本质。在北美，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该领域在欧洲的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涌现出一批学者，欧洲这一领域的研究与重新解读马克思联系得更为紧密。这一研究在美国最明显的表现也许就是过去几年间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新闻学所做的重要评论。如今，不计其数的左翼活跃分子都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文献研究，这证明了该领域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遵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只不过与受锢于过去的前人相比，他们对媒体的评判要更加世故。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有时会举出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例子，认为他们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不重视媒体、传播和文化的重要性。由于1966年的著作《垄断资本》的显著作用，巴兰和斯威齐比其他的激进经济学家(后者对这一领域同样有所忽视)往往易于接受更多的批评。斯麦兹1977年影响重大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虽然承认了《垄断资本》的优点和重要性，但它比其他作品对该书给予了更多的批评。这种模式在后续作品中仍继续存在。 我们从未特别地关注这种批评。对我们来说，《垄断资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巴兰和斯威齐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忽略传播，反而为对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研究提供了关键要素。该书强调了运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巨型公司的重要性，这为理解媒体市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路径。尤其是，巴兰和斯威齐开始指出“促销活动”和广告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研究传播问题的必要出发点。少数其他经济学家将广告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点与巴兰和斯威齐很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将媒体和传播产业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我们最喜欢的巴兰和斯威齐的作品之一是他们在1962年写给由约翰·里斯(John Reith，BBC广播公司前总裁)领导的英国工党广告委员会的声明。工党当时正在重新考虑在英国广播和电视上使用商业广告，广告委员会就是作为这种考虑的一部分而成立的。巴兰和斯威齐的声明后来以《论广告》为题发表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大多数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声明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论点，关注广告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些论点后来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得到了发展，并被坚决地贯彻到对媒体的理解当中。在广告对媒体运作和内容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影响方面，这本书的分析十分有力而且影响久远。同时，该书还暗示，有些人认为，除非资本主义被颠覆，否则任何争取改革的斗争都是浪费时间，但巴兰和斯威齐绝非这样的决定论者，而且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当代媒体政策斗争的重要性。《广告委员会报告》最终于1966年发布，它反映了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尊重寡头市场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价格竞争的衰落以及“知名企业的垄断权力”在现代大众传媒广告崛起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巴兰和斯威齐还敏锐地察觉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及其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的性质的能力，经济学家、左派、右派、中间派都认为这种能力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他们的著述强调，要仔细研究诸如蒸汽机、电力、汽车等“革命性”技术，这些技术为资本主义的世代扩张及在此过程中彻底颠覆世界奠定了基础。1957年，斯威齐描述道，由于企业扩张融入到指向性研究(directing research)之中，以及20世纪40年代永久性军国主义(permanent militarism)的崛起，美国正处于一场彻底的“科学—产业革命”之中。通过对经济史、当代科技发展的仔细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斯威齐认为计算机的发明和正在兴起的传播革命处于技术革命的核心位置，它们所带来的变革与蒸汽机诞生所引起的变革同样深刻。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即使不是荒谬的，也只是假设性的，斯威齐对此回应道：“30年之后再回头来看，新技术所暗含的社会转型将会在那时达到高潮，你们将会从各个方面看到它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