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很多学者对此做过研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对基督教新教伦理和东方的儒教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①他认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②“新教的核心教理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界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③赚钱不再是可耻的事，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美德：每个人都有增加自己资本的作用，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④受这些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精神、冒险精神成为了主流文化。反观东方的儒家伦理，韦伯认为等级秩序、固本守旧等特点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非常排斥商业，强调“君子重义、小人重利”，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马克思主义者们持有另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按这种观点，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它只是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决定着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相反。“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认为，社会发展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若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感，那么公共制度的建立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缺少安定与有效政府的社会，其公民之间一定缺乏互信感，缺少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热忱，也不具备组织技巧和能力。”⑥同样，反过来“如果社会经济变革破坏了人们传统结合方式的基础，那么要达到高水平的政治发展，就必须依赖人们发现新的结合方式的能力。”⑦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与文化是一种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一 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的区域比较 为了说明文化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必须通过历史史实加以证明。笔者选取三个地区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分别是东亚、拉美、英美等地区。这三个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分别属于儒家文明、天主教-拉丁文明、基督新教文明。各大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对当地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天主教文化则束缚了独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基督新教文化则帮助英美等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领先地位。可以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 (一)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东亚国家，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或者汉字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包含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了一种相对较为封闭的东亚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当中，各国都以儒家伦理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以儒家的价值观构建了封闭的东亚特色的封建社会。而儒家文化使人们安于现状，墨守陈规，自视甚高，不愿意与洋人往来，使东亚各国居民很难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直到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东亚各国才如梦初醒，先后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东亚国家的这种现代化进程，显然不是自发而成的，是一种外发型模式。造成东亚国家被动挨打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儒家文化的天然缺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首先，儒家文化中的反科学精神阻碍了东亚国家的进步，儒家思想重视研究人的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几乎没有涉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传统儒学士大夫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这种倾向正是中国古代科学始终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古代技术始终停留在工匠技术阶段的内在的文化背景原因，对近代以前的日本、朝鲜也是一样。 其次，儒学特有的强烈的等级意识阻碍了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在儒学的各种形态中，没有任何平等意识可言。虽然儒学主张“仁者爱人”和“民为国本”，并因此使儒学具有民本意识和仁爱意识。但儒学的民本主义和仁爱思想是一种类似于牧羊人对于羊群的爱，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传统儒学中，君臣、官民、上下、夫妇、父子、男女、长幼、贫富、贵贱以及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平等的人格和人权可言，⑧尤其是宋代以来，“三纲五常”的等级意识更加盛行。如果说西学的天赋人权论所崇尚的重要文化意识之一是人的平等意识的话，那么儒学的先天人格论所崇尚的则是人的等级意识。儒学的这种强烈的等级意识曾给东亚各国历史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使得东亚国家很难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那种带有民主性的近代国家政治体制。 第三，儒家的经济价值观阻碍了近代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和配置社会经济，强调经济利益的合理最大化，而儒家传统提倡的是经济伦理化的“重义轻利”，强调“义利之辨”。正由于传统儒学过分强调道德教化，有忽视“利”的一面，所以其在价值取向方面多少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使得在近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在东亚国家自发形成。⑨唯一的方式是借助外力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