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冷战后即有所体现、在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2006年9月～2007年9月)时期明确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这一外交方针有牵制中国的着眼点，其背后不乏冷战思维甚至反共思维，对此学界已多有关注和批评。①但是，更重要的是，被用作“价值观外交”招牌的“价值观”本身也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近年来，日本在“价值观外交”中宣传的“价值”形式大于内容，即使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相比，也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第二次安倍内阁(2012年12月～)再次将“基本价值观”当作外交方针之一高调提出，但安倍用以区分国际阵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在日本的内政外交实践中并未真正体现，“价值观外交”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名义下的战略、利益导向而非价值导向。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价值观外交”与战后日本的一系列外交方针具有连贯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安倍在2013年以来多次强调“历史认识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②但是，对于战后日本而言，不论是外交方针或国内政策的变化，还是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关系，都无法抛开历史认识问题去简单看待。毋宁说，上述变化、关系背后的结点之一就是历史认识问题。本文将梳理两次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的方针与实践，通过国际与历史比较概述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特征与本质，并对其与日本政治及“历史认识”的关联进行初步探讨。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方针 2012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并取代民主党上台执政，组成了第二次安倍内阁。该内阁延续了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的“价值观外交”方针，对“价值观”内容的表述基本一致，但对“价值观外交”的定位随着外交整体方针的侧重而稍有不同。 2006年首次当选时，安倍着力强调“美丽的日本”，在外交方面则提出了“有主张的外交”。在2006年9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称：“在进一步增进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同时，作为亚洲的民主国家，为将自由社会的范围扩展到亚洲与世界，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与日本共有基本价值的国家开展首脑级的战略对话。”不过，该演说在涉及外交的其余部分都没有提到“价值观”，“价值观外交”也并非唯一被提及的外交方式。③在2007年1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再次提及“在与东盟各国和共有基本价值观的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要扩大首脑间的交流”。这种“价值观外交”被表述为“有主张的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加强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各国之间的合作，构筑开放和富有创造力的亚洲，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以此作为三大支柱，进一步推进为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真正贡献的有主张的外交。”④但在2007年9月的施政演说中，通篇未出现有关“价值观”的内容，在外交部分强调的是“有主张的外交”，并主要是结合“日本的国际贡献”来阐述的。⑤总体来看，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已被用来处理与印、澳的关系。同时，除了被当做“有主张的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外交”，为建成“美丽的日本”，“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也仍是日本着力推动的方式。 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价值观外交”的定位有所变化。在2013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称：“外交不仅仅局限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上，而是在地球仪上俯瞰整个世界，以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开展战略性的外交为基本。”虽然安倍此前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发表了“对东盟外交五原则”，其中第一条即称“要与东盟各国一起，为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的确立与扩展而共同努力”，⑥但在该施政演说涉及东盟的部分并未提及“价值观”，而只称“面向2015年的共同体构筑，强化与作为增长中心而持续发展的东盟各国的关系，对于地区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从本次访问开始，今后也要开展将世界局势纳入广阔视野的战略性外交”。⑦ 在2013年2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称：“我的外交是有原则的。此前在访问东盟各国之际发表了对东盟外交的五原则，而我的外交是以战略性的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守卫国家利益的有主张的外交为基本的。”但该演说亦未在涉及东盟的部分重述“价值观”，而是称“以紧密的日美关系为基轴，深化与澳洲、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在安倍的历次同类演说中，“价值观”首次出现在关于美国、韩国的表述中。⑧该演说称，“在开放的海洋上，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有必要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而“韩国是与日本共有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与利益的最重要的邻国”。⑨ 事实上，以上“价值观外交”的表述并非全然属于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创新”。2007年安倍辞职后，福田康夫首相并未继续强调“价值观外交”，而是侧重于在美日同盟基础上加强与邻国的协调。不过，福田内阁外相高村正彦虽不赞成以“价值观”摆出“举刀过头”的姿态，但在主张对华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也称“韩国是我国的重要邻国，与我国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并面临朝鲜问题等共同问题”。⑩2008年麻生太郎组阁后再次回归对“自由繁荣之弧”的强调。而2009年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后，对“价值观”的态度表现出转变的过程：鸠山由纪夫首相当选前即公开表示讨厌“价值观外交”，(11)任内主要强调重视亚洲、增进信赖；菅直人首相也表示要重视亚洲，但在2010年8月对韩国单独发表的“道歉谈话”中表示，“在当今的21世纪，日韩两国是共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等价值的最重要的关系紧密的邻国”；(12)野田佳彦内阁则重新开始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其实践“价值观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安倍、麻生时代提及的印、澳、东盟国家(如菲律宾、印尼等)，还涉及法国、加拿大、秘鲁、韩国等。(13)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提出“价值观外交”后，虽然主张从现实出发重视亚洲的几任内阁对此未加强调，但“价值观”仍被用来表述与韩国的关系，民主党政权后期甚至进一步扩大了“价值观外交”的涉及对象。第二次安倍内阁可谓“不计党派、不计派系”地吸纳了上述言行。
